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禮。前排自左至右依次為：蔣介石、蕭佛成、鄧澤如、吳稚暉、伍朝樞、胡漢民、王寵惠。

　　國民黨“派系林立”內斗嚴重歷來為人熟知，影視劇中常有再現。蔣介石敗退孤島后，盡管他治下的“黨國”沒有再發生另立中央的事件，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史卻始終未曾終止，并在“兩蔣時代”結束后愈演愈烈。如當下臺灣地區的親民黨、新黨等政黨皆是從原國民黨中脫胎而來。

　　自“換柱”以來，不少外媒報道發出了國民黨“分裂危機化”“分裂將亡黨”等論調。縱觀歷史，對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而言，分裂早已是常態。國民政府從1925年建立到1948年改組這短短23年間，發生過4次大分裂，隨時都有反對派另立中央，兩個國民政府對峙的現象司空見慣。　

　　孫文逝世產生權力真空

　　中國國民黨自1919年由中華革命黨改組成立以來，其組織與黨員成分就相當復雜，尤其在孫中山宣布實行三大政策后，黨內左、中、右派系日益明顯。孫中山剛一逝世，黨內右派團體就首次公然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時廣東的局面正如《中國國民黨史》所載：“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逐漸在黨內形成絕對權威，然而，孫中山忽視了對接班人的培養，盡管他擁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絕對權威的忽然喪失，國民黨內便出現了權力真空，一時很難找出一位深孚眾望的領袖。”

　　孫中山北上前讓胡漢民出任代理大元帥之職，但胡在黨內的影響力遠不及孫中山，孫在世時，他可以理所當然的以助手身份暫時控制局面，孫中山一旦逝世，胡漢民在黨內的地位馬上受到挑戰。胡漢民自己非常清楚這個關系，所以在孫中山病危時他就對廖仲愷等人說：“大元帥職權，兄弟實不當再行代理，最好能將大元帥府根本改組為政府，并采用委員制，使本黨同志，能有共同負責的機會。”

　　胡漢民改組政府的提議得到眾人認同，但不久后即傳來孫中山逝世消息，國逢大喪，改組之事也被譚延闿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進行”為由擱置了。不久后，黃埔黨軍在第一次東征和平定楊、劉之役中取得勝利，廣州革命策源地得到鞏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議程。1925年6月14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做出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的決定，改組后的政府實行委員合議制。同時規定“政府的方針必須由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做出決定后再以政府名義執行”。也就是國民政府“以黨治國”的原則。在組織形式上，胡漢民在公布的改組方案中為國民政府規定了中央、省、市三級機構。中央一級的機構具體有“設國民政府，掌握全國政務;設軍事委員會，掌握全國軍務;設監察部，監察政府各級機關官吏之行動及考核款務;設懲吏院，懲罰貪污不法及不服從政府命令的官吏”。

　　1925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開府典禮在廣州第三公園舉行，宣告正式成立。參加第一次會議的國民政府委員共有16人，會議推舉汪精衛、許崇智、譚延闿、胡漢民、林森為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由汪精衛擔任，此外特任胡漢民為外交部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部長、徐謙為大理院長兼司法行政事務。同時聘任來自蘇聯的鮑羅廷為國民政府高等顧問。7月3日，國民政府成立了最高軍事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軍委會于8月26日決議，廢除以省命名的粵、湘、滇等軍事番號，并將之前的黨軍、建國軍等番號一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寧漢對峙：國民政府第一次大裂變

　　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并不能根本解決國民黨內日益分化嚴重的問題。即使是黃埔軍校中，也有以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左派學員組成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國民黨右派學員組成的“孫文主義學會”兩個相互對立的學生團體。僅在政府改組一個月后，國民黨左派代表廖仲愷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現的汪精衛、蔣介石也都被列為暗殺對象，蔣介石更是兩次險遭刺殺。

　　“廖案”打破了后孫中山時代國民黨內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胡漢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國民黨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蔣介石的迅速崛起。1925年11月23日，鄒魯、謝持等右派元老組成“西山會議派”另立中央。1926年初，蔣介石將謝持與鄒魯永遠開除黨籍，其余人等則分別處以書面警告和“促其猛省，不可再誤”的訓令，黨內的第一次分裂危機算是暫時平息了。但僅僅過了兩個月，廣州又發生了疑云叢叢的“中山艦事件”，盡管事態沒有擴大，但整個長洲島上已是風聲鶴唳，國民黨內(當時的共產黨員也在國民黨中)的意識形態之爭已向著不可調和的方向發展，而這種矛盾終于在之后的北伐烽火中爆發，造成寧漢兩府對立的大裂變。

　　1926年7月，蔣介石發表北伐總動員令，宣告北伐戰爭正式打響。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幾個月就打垮了吳佩孚率領的北洋軍，并于當年10月攻占武漢三鎮。10月16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及各省區聯席會議正式討論遷都事宜。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到武漢。當年年底廣州國民政府停止工作，武漢國民政府于1927年2月21日正式辦公。

　　就在國民政府已決定遷都武漢時，蔣介石卻在1927年1月3日召開會議，提出國民政府應遷往南昌，他的理由是“現在張作霖已經宣稱自己是國家的首領，并準備和國民革命軍打仗。河南局勢變得非常危險，湖北的部隊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漢處于嚴重的威脅之下，同時浙江也已經發生了戰事，在已經鞏固了的南昌領導作戰是較好的”。會后，他發出通電，“現因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住南昌”。

　　蔣介石將國民政府強留在南昌的通電引起黨內很多人的不滿，即使是對武漢政府素無好感的李宗仁也說“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他認為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漢的理由是駐漢部隊非蔣的嫡系，不便于他控制中央。漢方對遷都南昌之事的反對態度更是堅決如鐵，完全不理會蔣介石造成的“中央”已在南昌辦公的“事實”，堅決要求在贛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赴漢辦公。由于當時孫傳芳勢力尚未肅清，江西局勢也不穩定，蔣介石只好屈服于武漢政府。

　　這種屈服是暫時的，因為手握軍權的蔣介石早已實際脫離漢方的掌控，待北伐軍攻克上海后，他馬上于4月12日發動了血腥“清黨”，即“四一二政變”。“清黨”的第一矛頭指向了共產黨員，同時，諸多國民黨左派以及左傾人士也被殃及，僅在“清黨通電”發布的兩三天內，上海就有1000多名共產黨員被捕，300多人被殺害，白色恐怖籠罩淞滬。從國民黨本身的角度來說，這次政變“固然打擊了它的對手中國共產黨，但與此同時，國民黨本身也因此失去了大批精英”，并造成許多渾水摸魚之輩混入國民黨，這些人使黨內的戰斗力和凝聚力發生大幅度下降。白崇禧后來也沉痛地說：“此次清黨后，即發生許多以黨營私之假革命黨 使民眾對本黨已漸失信仰。”

　　對于國民黨而言，“四一二政變”造成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蔣介石與武漢國民政府公開決裂。4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會議，決定在南京組建政府，胡漢民、張靜江、伍朝樞、蔣介石等為國民政府委員;胡漢民為國民政府主席。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舉行慶祝典禮，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開始辦公。此時，北京的北洋政府猶在，南方的國民黨陣營中卻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史稱“寧漢分裂”。這次兩府對峙也成為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分裂。

　　就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布堅決的“討蔣”命令：“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會興起轟轟烈烈的“討蔣”風潮，武漢大街小巷更是貼滿了“打倒蔣介石”“鎮壓反革命”等標語。寧漢分裂導致北伐暫時停止，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有兩種聲音，一是東征討蔣，一是繼續北伐，最后北伐派占了上風，武漢政府于4月19日舉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師典禮。與此同時，5月21日在長沙發生的“馬日事變”也表明了武漢的汪精衛逐漸轉向反共，加上馮玉祥等軍事實力派強烈要求分共，汪精衛最終發動“七一五政變”，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解決了共產黨的問題后，寧漢雙方在各路實力派的斡旋下開始和談，漢方對政府合并開出的條件就是蔣介石必須下野。8月13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下野宣言，并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

　　合并的條件皆已成熟，此時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的“西山會議派”也加入會談。三方博弈的最終結果是武漢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也被否定，汪精衛于9月13日通電下野。寧、漢、滬三方的國民黨中央在9月16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國民政府重歸統一，史稱“寧漢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