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前"調查局"官員憶:想查"3·19"槍案卻遭阻撓

　　他(蘇玉麒)在臺灣“調查局”工作了25年，破案無數，是臺灣用針孔攝像頭破案的第一人。因為破案，他得罪了許多人，在“3·19槍擊案”發生后不久，他就選擇離開“調查局”，并成為一名電視“名嘴”，他就是蘇玉麒。

　　昨日，記者電話連線了蘇玉麒，請他來談談自己的精彩人生。

　　初出茅廬 查辦臺南29個鄉鎮長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以前在“調查局”工作，好像很年輕時就考進去了，在局里工作很長時間吧。

　　蘇玉麒 (以下簡稱“蘇”)：1979年我就考進“調查局”，第二年受訓完，我被征發到臺南縣玉井鎮，待了一年多，后來開始參與承辦臺南縣轄內的犯罪案件。我在那邊前后待了5年，應是那時打下的辦案基礎吧。那時候，臺南縣約有31個鄉鎮，我辦了29個鄉鎮長。

　　記：那時您剛畢業沒多久，就辦了這么多鄉鎮長？

　　蘇：是的。因為臺南縣是比較封閉的地方，當時大家覺得天高皇帝遠，就開始亂來。比如“政府”為鼓勵農民多種玉米，以高出市場價的幾倍來收購，當地一些官員就勾結進口商，用進口的玉米騙“政府”，說是農民種的。

　　記：您應該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蘇：(笑)那是肯定的，當時年少氣盛，也沒管那么多。后來回到臺北，那時剛好臺北調查處的同仁在辦一個“立委”違法放貸、貪污140多億元(新臺幣，下同)的案子。我加入這個專案組，該案子后來辦得挺成功。那時局里開始注意到我，說我是辦案好手，才陸續接手了一些影響蠻大的案子。

　　聲名鵲起 臺針孔攝像頭破案第一人

　　記：您覺得自己辦得最成功的案子是哪個？

　　蘇：以前局里每年都會編《要案紀實》，收錄一些有借鑒意義的案子，編列成冊。到我2005年退休時，有20多個案子被收錄吧，一般人可能被收錄一個就不錯了。(笑)最成功的案子我不敢說，就說印象較深刻的一個吧。

　　1985年，我辦了一個臺灣公車司機吃票案。那時臺灣的公交車是投現金的，有一個投幣箱。司機一下班就把投幣箱交給計票員，計票員把錢數完后，一部分給司機，一部分自己留著，一部分才上交。臺北市因此每月損失2000萬元。

　　這種案子不是很好辦，一來都是現金，金額也不大；二來，涉及的人太多。后來我就向局里科技處申請，調來一臺全程錄音錄影的機子，從里面找了一個線人，把吃票的過程全都錄下來，證據確鑿。那個點有56個司機，我逮捕了51個。這也是臺灣首個用針孔攝像頭破的案子。

　　記：那時您就開始出名了。

　　蘇：當時我還不想就此罷休，還想再辦其他地方的，后來被長官痛罵了一頓，他說辦案子起到震懾作用就行了。

　　記：感覺有些長官可能不是很喜歡您。

　　蘇：(笑)一般是基層民眾較喜歡我，本人基本不討高層的喜歡。我師傅現在還一直在說我“恃才傲物”，沒有長官敢真心用我，因為他們怕控制不住。

　　憤然離去 不滿“3·19槍擊案”未偵破

　　記：退休后，您怎么想去做“名嘴”呢？

　　蘇：在我退休前一年，也就是2004年，陳水扁憑兩顆子彈當選。當時我很氣憤，覺得這案子“調查局”應主動介入，我還主動請纓，說給我20個人，保證3個月破案。我很清楚，這里牽涉太多人，有一個完整的團隊在策劃。不過我認為要破此案不是很難，但這想法卻遭遇很多阻撓。

　　記：您感覺有些心灰意冷？

　　蘇：當時陳水扁已連任，掌管著許多資源。在其就職時，“總統府”的一個廁所發生爆炸，當時局里就雷厲風行說要辦這個爆炸案。開會時，我舉手說：“‘總統’的槍傷到現在還沒好，我們 ‘調查局’置身事外，甚至三令五申不得介入，那個廁所爆炸，沒人受傷，難道廁所里的污穢物比‘總統’重要嗎？”結果，長官臉很臭，理都不理我，那時開始，我就決定離開了。

　　記：所以后來您遞交了辭呈，開始做“名嘴”？

　　蘇：忍氣吞聲到2005年，我還是提交了辭呈。而跟媒體結緣，是在2000年。當時成立了一個 “調查員改革協會”，我是發言人，跟媒體接觸較多。退休后，許多媒體人就開始找我，叫我做一些評論，曾上過《2010全民開講》、《新聞夜總會》等節目。

　　談臺司法丑聞 緣于缺乏外在監督

　　記：近來，臺灣司法界頻爆丑聞，日前又爆出一名法官又嫖又賭。您認為臺灣司法界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蘇：臺灣司法界，過去“兩蔣時代”，還有“調查局”監督著。李登輝上臺后，各方呼吁司法獨立，這無可厚非，卻沒有配套的監督機制出現。臺灣的法條有個問題，就是“立法從嚴，執法從寬”�，F在司法獨立，罪行只有法官、檢察官來認定，這就給他們很多運作的空間，有人情、有金錢，就可從寬處理。

　　記：司法界出現弊端，馬英九曾表示，將借鑒香港經驗，成立“廉政署”，您覺得成效會有多大？

　　蘇：我認為成效不大。首先，選人的問題。過去“調查局”培養了許多有素質、有辦事能力的人。但從李登輝時代到現在，這些人的心都冷掉了，也凋零了不少�，F在一些人有干勁是好事，但還要有智慧、有經驗。人才已出現斷層，我還沒看到有其他機構可扛得下這重擔。

　　其次，制度問題。臺灣的一些法律配套，都只弄了一半。比如，財產來源不明罪，第一，不溯及既往；第二，有案子被約談時，被告人才有義務交代財產來源，這就給許多人鉆空子的空間。這些都是今后要完善的。(記者 林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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