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書樓”是國學大師錢穆故居。1967年,已經年逾古稀的錢穆自香港來臺擇地建屋,以做隱居終老之處所。

　　這個位于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2號,記者兩次尋找問路方得以探幽的地方,隱蔽于外雙溪東吳大學的校園內。錢穆在“素書樓”度過了23年,直至1990年遷出,三個月后他闔然辭世。

　　一個問題始終縈繞于心,為什么錢穆最后選擇臺北作為人生最后的歇腳點?

　　錢穆在臺期間講學著述不斷,“素書樓”一樓客廳便是他講學的地方,一幅當年他在寓所講學的老照片生動反映了這位國學大師神采飛揚,逸興縱情的畫面。在二樓書房,兩側大窗戶將蒼松云海收入眼簾,視線十分開闊——它是記者在臺北名人故居所見過最好的書房。

　　離錢穆故居不遠,在陽明山腳下有張大千故居,在陽明山半山腰有林語堂故居,這兩位文化大家,最終也是在此尋找歸宿。

　　文學大師林語堂從美國到臺北的時候是1966年,那年他71歲了。1976年林語堂去世,那一年,國畫大師張大千游歷大半個地球后定居臺北時已經77歲高齡。

　　事實上,記者并沒有訪問到張大千故居“摩耶精舍”。曾經有一次,已經來到故居所在小區門口了,卻不得其門而入。參觀張大千故居須提前向臺北故宮博物院預約,但聽說張大千故居并沒有他的什么畫作,最后也便作罷了。

　　在“摩耶精舍”,晚年張大千有《黃山文筆峰》《晴麓橫云》《阿里山浮云》《金箋山水》《峨眉金頂圖》等許多畫作問世;他也時常出席畫展,被上流社會所擁簇。記者曾在臺灣歷史博物館三樓“荷風閣”見到早年張大師在此作畫的情景照片,裙裾搖曳,觀者如堵。

　　早年即名重學林的錢穆,更多流連于自家二樓長廊。據記載,錢穆與夫人時常對坐長廊,“談論當時社會議題及生活所感”,這些夫妻間的閑談內容成為后來他的夫人的《樓廊閑話》。

　　觀錢穆的“素書樓”,真可用“一園花樹,滿屋山川;無得無失,只此自然”況之。大師一生留下煌煌大作《錢賓四先生文集》五十四巨冊凡一千七百萬言。在臺北“素書樓”的歲月里,錢穆著有《朱子新學案》及《雙溪獨語》等書。

　　林語堂也有四十余部作品存世,包括《生活的藝術》《京華煙云》《吾國吾民》《蘇東坡傳》等。在陽明山的半山腰,他有一幢中西結合的房子,站在陽臺上可以俯視山下的城廓,因此他在自家的“有不為齋”便有了更多閑情逸致。

　　錢穆、林語堂、張大千屬于高士、雅士、名士之流。斯人已逝,空有惆悵。記者曾經多次想到,臺北如果沒有他們又如何呢?

　　還有,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胡適。

　　日前,記者匆匆去了趟位于臺北南港的胡適墓園憑吊。墓園在小山坡上,樹木環抱,其對過就是他曾經擔任過院長的“中央研究院”。胡適自美國歸來,在臺北的時光并不長,僅四年時間直到去世。

　　胡適研究學者周質平認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是一個中心人物”;“因此,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種種結果,都或多或少的歸結到了胡適的身上”。

　　所謂“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臺北竟也成了這位思想大家的歸宿之地。記者以為,胡適之于臺北,象征的意味當更足些吧。

　　在“老派”的財經官員中,孫運璇與李國鼎在臺北、在臺灣所經歷的時間比他們要長很多。這兩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與臺灣這座寶島融為一體的。他們之于臺北、臺灣,卻是另一種“象征”。

　　孫運璇曾主掌臺灣交通、經濟等事務,后擔任“行政院長”,他是臺灣科技產業的主要奠基者,創辦新竹科技工業園、工研院,目前臺灣最知名的半導體企業多成長于那個時代。而有著“臺灣科技教父”之稱的李國鼎,在臺灣經濟起飛階段因在工業、貿易、財政以及高科技產業的卓越貢獻,而被后人追念。

　　孫運璇、李國鼎之后,臺灣的“財經首長”何人庶幾可比?

　　記者希望通過尋訪他們的蹤跡增加更多的了解。于是,便先后在這個城市的曲巷扣開他們的故居大門。

　　孫、李故居的書房映襯出曾經的主人的學識。亦毫無列外,他們的故居除了單純供游人探訪參觀外,都辟為科技人文活動的場所。記者每次造訪,均能看到一些活動的訊息。

　　走在臺北街頭,已沒有多少人記得或還了解他們。也或許,那個時代逐漸被這個社會所遺忘?但至少吧,將過往的這些名人雅士、哲人大家、偉人巨匠作為一面鏡子,從他們格物致知,謙沖自牧的品德操守中,反觀臺灣這個社會現場。

　　然而,“多少天涯未歸客,盡借籬落看秋風”。紛亂之中,我們又有多少無奈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中新社記者 徐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