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店鋪前貼了供掃碼支付的二維碼。

　　提起移動支付（臺灣稱“行動支付”），如今已成為不少民眾生活的一部分。近期，臺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宣布，將采取整合移動支付終端設備、在公共部門和醫療機構推廣移動支付等具體措施，提升臺灣支付的電子化水平，引起業界關注。

　　圈里熱鬧圈外冷

　　與大陸移動支付的如火如荼相比，臺灣移動支付落后，早已是全島共識。臺灣第一部第三方支付專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直到2015年5月才“千呼萬喚始出來”，歐付寶、支付連等5家機構先后取得電子支付牌照。

　　監管的口子一開，銀行、網商、電信運營商、手機生產商、門戶網站等蜂擁而入，推出的各類APP讓人眼花繚亂——一類是以搭載NFC（近距離無線通信）技術的手機信用卡為核心的“閃付派”（Quick Pass），另一類是以第三方支付APP為核心的掃碼派（QR Code）。

　　記者在臺北兩大最熱鬧的夜市——士林夜市和寧夏夜市看到，不少店鋪前都貼了不止1張供掃碼支付的二維碼。商家雖積極，但實際使用效果卻難言理想。據“金管會”統計，算上電子票證、PC端支付和移動支付，2016年上半年臺灣電子化支付比例僅為30%。在士林夜市經營炸雞排的許先生向記者透露，他的店可以支持3種手機掃碼支付，“最開始有補貼的時候還有人用，現在大概三天才會遇到一個要求用手機支付的，大家還是習慣用現金。”

　　在臺北從事酒店管理工作的曹小姐常常要在外面忙業務，對移動支付抱有很高的期待。但若不帶錢包帶著手機就出門，就得下載一大堆APP，并完成各自的注冊和賬戶綁定。她舉例道，早上起床想要吃早午餐，要用GOMAJI尋找附近飯店并付款；想去超商買東西，全家和萊爾富得用歐付寶， 7-11得用Pi錢包；出門叫車，得下載“樂點行動支付”；去醫院看病，得下載“醫療行動支付”APP ……“就算下載了很多APP，許多地方也不支持行動支付，那就不如帶信用卡和現金出門方便了。”曹小姐說。

　　棄舊圖新路還長

　　盡管還不能實現“只帶手機出門”，但較之一年前，臺灣移動支付發展已有明顯的進步。“金管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0月，臺灣移動支付交易金額已達20億元（新臺幣，下同），年增長率達304%。有業內人士認為，按照這個速度，“金管會”的“五年倍增計劃”完全可以實現，即到2020年，臺灣電子化支付比例達到52%。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這么樂觀。臺灣拍付國際咨詢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韓昆舉則指出，光是改變用戶消費習慣，形成比較成熟的移動支付環境就至少需要5年。拍付國際推出的Pi錢包目前已遙遙領先于同行，但這并沒有讓韓昆舉感到絲毫輕松。“臺灣便利店和信用卡太發達了，現實生活中并沒有什么痛點，居民消費觀念又相對保守，不太容易接受新鮮事物。”

　　既然沒有痛點也缺乏亮點，那就只能靠燒錢補貼來吸引商家和消費者的注意力。例如，第一家獲得電子支付拍照的歐付寶為培養用戶，先是給下載APP后的民眾贈送購物金，再與各個特約商店合作推出購物優惠，甚至路邊停車使用歐付寶繳費也得到優惠。其他各個行動支付公司也都紛紛加入燒錢補貼的戰局。

　　由此帶來的成本負擔則更讓分析人士擔憂。臺灣知名商業智庫、財團法人咨詢工業促進會研究員陳凱迪認為，銀行在費率上本就比第三方支付機構有優勢，持續燒錢的“移動錢包們”能不能扛住成本壓力，是臺灣移動支付發展的關鍵變量。此外，近期發生在移動端的多起信用卡盜刷現象更增添了消費者對移動支付安全性的疑慮。

　　搭上大陸順風車

　　事實上，在臺灣移動支付工具尚未問世之前，大陸兩大移動支付巨頭支付寶和微信便先后登島。如今，大陸游客在臺灣住宿、乘車、購物都可以用手機解決。支付寶臺灣市場負責人辜瑞祥透露，支付寶2014年12月1日在臺灣上線以來，已從3600個支付點發展到3萬多個。騰訊支付平臺部海外商務拓展經理陳儀庭也介紹，微信支付目前在臺也有超過3萬個支付點。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不僅在臺灣建立起了數量眾多的支付點，也搭建起了兩岸跨境電商發展的平臺。微信支付通過公眾號運營為臺灣商家和大陸消費者搭建點對點交易平臺。據臺媒估計，大陸消費者習慣的“跨境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到線下）”消費模式，一年約含600億元的商機。

　　陳儀庭在入職騰訊前也曾為臺灣某電信運用商推廣過支付工具，但商家的態度并不積極，當他后來再去推廣微信支付時，情況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們認為本土支付工具并不能帶來新的客源，而微信和支付寶可以幫助吸引陸客，所以他們愿意做這樣的嘗試。”于是常常出現這樣一個有趣的場景，臺灣業者為了說服商家接入自己的移動支付錢包，往往將微信支付或支付寶捆綁在一起推銷。商家即使對移動支付本身不感興趣，也會對陸客感興趣。

　　在部分學者看來，大陸移動支付的發展經驗不只存在于商業模式和消費觀念層面，監管理念同樣是臺灣需要借鑒的。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李沃墻指出，大陸法規是“先開后縮”，由市場去淘汰；臺灣法規是“先縮后開”，監管機構防弊心態過重，阻礙產業發展，業者難以把餅做大。“監管部門應在兩點間取得平衡點，給產業發展留足空間。”

　　（本報臺北1月2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