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病體，從體弱多病到昏迷臥床，繼而蘇醒持續臥床，纏綿病榻，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時光。他身體一蹶不振，是因為1969年9月16日下午發生的一場車禍。發生這場意外之前，蔣介石的車隊正返回陽明山官邸上山途中，一位少將師長剛結束軍事會議，從陽明山開著軍用吉普車一路往山下市區方向疾馳，蔣介石車隊最前方的前導車，見到這部吉普車跨越中線疾馳而來，前導車趕緊煞車，雖未與吉普車碰撞，可是緊隨其后的蔣介石座車，司機反應不及，該踩煞車的時候竟踩成了油門，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導車，故而發生禍事。
據座車侍衛人員事后追述，撞車瞬間，坐在后座的蔣介石、宋美齡都從椅子上彈了起來，兩人身體先是往上沖擊，繼而往前沖撞。宋美齡疼得在車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雙腳受重創，幸未骨折。蔣介石雖然力持鎮定，但也撞得不輕，初步檢查，只發現下體有紅腫現象，起先以為沒有大礙。兩三個月后，榮民總醫院心臟科大夫為蔣介石作健康檢查時，發現了車禍后遺癥的征兆，醫師證實其心臟主動脈瓣膜可能在車禍中受傷。
1970年5月29日上午，蔣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紅燈。“總統府”在這天要召開例行月會，在體力不濟的情況下，蔣介石本想支撐前往，“秘書長”張群勸阻再三，才勉強決定請假，會議也因之停開一次。5月30日，蔣介石陷于低度昏迷狀態，被緊急送進榮民總醫院其專用之“第六病房”。這次病情尚稱輕微，兩個禮拜左右即漸趨穩定。
蔣介石身體真正出現較嚴重惡化，是在1972年夏天，他住進了新落成的陽明山“中興賓館”。某次，蔣介石在賓館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氣，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動了。當時還沒準備輪椅，醫官只好拿來一把椅子，讓蔣介石扶著椅子走回臥室休息。鑒于蔣介石心臟病愈來愈惡化，由蔣經國及宋美齡授權，派遣榮民總醫院醫師盧光舜到美國延請華裔心臟科權威余南庚，到臺灣主持蔣介石的醫療小組任務。
7月22日，蔣介石在中興賓館呈現昏迷狀態。
早在蔣介石昏迷前一個月，榮民總醫院曾經為蔣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檢查，陳耀翰醫師從儀器數據報告中，驚覺蔣介石的心臟擴大現象較前更加明顯，如果再不善加調養，恐怕發生不測。耿直的陳耀翰因而當面向蔣介石陳述病情，建議他應該即刻停止一切活動，休假半年。蔣介石聞言大感驚惶，回官邸即與宋美齡商議，宋美齡唯恐蔣介石請假，大權旁落，立即招來陳耀翰，嚴厲申斥他不該在蔣介石面前“危言聳聽”。從此，醫官里邊再也沒人敢開口要蔣介石休息，終至鑄成一個月后蔣介石之昏迷意外。
蔣介石這次昏迷病情嚴重，醫師不敢輕易移動他，只得將他留在中興賓館就地治療。一支由12位榮民總醫院醫師為主力的醫療小組正式成立，并且在余南庚趕到臺灣后，由余南庚指揮醫療小組，于8月6日夜間9時40分，趁蔣介石熟睡后，將他抬上一部進口全新救護車，沿途交通管制，以時速20公里慢速度駕駛，將蔣介石送進“第六病房”。
8月11日上午8點鐘，余南庚在榮民總醫院主持醫療會議，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齡，坐次位的是蔣經國。余南庚匯報，蔣介石心臟恢復正常，但肺部有積水現象，體力衰弱。當時，蔣介石雖已恢復進食，但體重僅有46公斤，較前直線消瘦近10公斤。
為了全力挽救蔣介石的健康，榮總奉蔣經國、宋美齡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等醫療資源。臺北榮民總醫院專供蔣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島內名醫與護理人員組成醫療小組，24小時全天候輪番照護，當局更投入了眾多先進設備儀器，陸續將中興賓館、士林官邸改裝成一座“小型醫院”。
1973年7月23日，蔣介石重病剛滿一周年，島內小道消息盛傳蔣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間。蔣經國為掃除外界各種謠諑，趁蔣孝勇(蔣介石之幺孫)剛巧于當天在士林官邸凱歌堂舉行婚禮的時機，安排蔣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榮總第六病房，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留念。攝影官洗出照片后，由宋美齡、蔣經國挑選蔣介石看來神情最健好的一張，交付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向全世界發布，印證蔣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于世。
拍照之前，隨從人員發覺，暫時脫離重病階段的蔣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動能力也尚稱靈活，惟獨右手因長年接受注射輸液，肌肉已嚴重萎縮，不僅無力握住把手，更因不聽使喚而頻頻垂落。為不讓人看出蔣介石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齡外甥女孔令偉命侍從以醫藥膠布，將蔣的右手固定粘綁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時露出破綻。
講到蔣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縮之前，他曾經掙扎著以毛筆寫了一幅字，書謂：“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于度外。”這筆字，應該是蔣介石在1972年7月中興賓館昏迷蘇醒以后的作品。這幅字完成以后，交給了蔣經國，蔣經國立即差人把這幅字框裱起來，掛在自己堂屋內，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審視反省。蔣介石給蔣經國的這十六字箴言，應該就是父親送給兒子兼具公私意義的遺囑。
蔣介石于中興賓館陷入半昏迷狀態后某日，侍從醫官察覺蔣介石口中念念有詞，聲音十分微弱，而且蔣介石的寧波口音不好懂，侍從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耳朵貼近蔣介石嘴巴，仔細聆聽他在說些什么。翁元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后告訴醫官，“總統”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
蔣介石是否意識到自己陷于性命交關，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后遺言？不得而知。
據醫療小組的治療報告，1975年4月5日晚上八點過一刻，蔣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醫官鄭不非發覺蔣介石脈搏變慢，當即施行急救。急救了3個多小時，4月5日晚上11時30分，蔣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臟猶有微弱跳動。醫師最后以電極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臟，但仍屬無效。宋美齡最后命令放棄急救。醫師宣布死亡的時間為4月5日晚間11時50分。
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最后臨終之際，并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作任何書面遺囑。
秦孝儀奉宋美齡之令急趕到士林官邸，是在4月6日凌晨二時許，蔣介石逝后近3小時了。秦孝儀當時奉宋美齡之命，連夜趕寫一份遺囑，純系臺面上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更不是蔣介石留給親人的“家事遺囑”。
秦孝儀4月6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連夜撰寫這份“政治遺囑”，初稿寫就后，送交宋美齡過目，宋美齡特意交代秦孝儀，你應該再加上一句話，強調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蔣介石的“政治遺囑”開頭即言：“自余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這份蔣介石死后才“補寫”的遺囑，備受時人爭議的有幾個問題：遺囑明明是4月6日清晨撰寫的，遺囑的末尾卻寫成“中華民國64年3月29日秦孝儀承命受記”，尤其最后那句“秦孝儀承命受記”，被視為畫蛇添足之作，因為，秦孝儀抵達士林官邸已是蔣介石死后3小時以后的事了，何來“承命受記”？即使是承宋美齡之命，也不合遺囑系記載死亡當事人遺言之通則。
1975年10月31日，蔣經國下令編印的《總統蔣公哀思錄》里頭，蔣介石這份政治遺囑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及首長簽名字樣，全部不見了，但是“耶穌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內，遺囑日期依舊是寫“中華民國64年3月29日”。
至于蔣介石的“家事遺囑”，應該早在其晚年時期，在蔣氏父子及蔣宋夫妻之間，在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的過程里，已經作了完整的交代。綜觀而論，真正算得上是蔣介石親自授權的遺囑，還是蔣介石病中，以危顫顫的右手寫下的那十六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于度外。
在蔣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對清明節感觸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讀黃庭堅那首《清明》詩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他應當早已體悟，此生功名塵土、榮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遺囑不遺囑，對蔣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摘自《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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