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有“民國第一才子”之稱,其書法藝術享譽天下。清末民初,他創辦《神州日報》《民立報》,積極宣傳革命,后參與創辦“復旦公學”“上海大學”,出任民國政府監察院長,國民黨中央執委等要職,參與國共和談。去臺后思念大陸,抑郁而終。丘逢甲(1864—1912)中進士后棄官回臺從教。甲午戰起,籌建義軍,謀保臺灣,事敗后內渡大陸粵東祖籍,由贊助康梁變法維新,進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于、丘兩人地處南北,以舉人、進士身份投入時代洪流,為謀求中國民主共和與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統一及民族復興的大業而奮斗終生。這兩位歷史人物的活動在近現代中國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世人對他們的交往知之甚少,雖作過一些解讀,但大都語焉不詳。今據新發現的史料做如下探討,敬祈教正。

　　猴年新春正月,友人攜紙質書法藏品一幀來訪,長寬不過近尺,十二個字赫然在目:

　　逢甲先生正 爭取勝利 于右任 (末有鈐章,見圖)

　　十二個漢字,筆力遒勁,剛柔相濟,且有鈐章為證,當是書法大家于氏青壯年時期所書的真品,旋向友人致賀,友人把復制品留下紀念。這份于氏手跡證明:于右任和丘逢甲確曾會晤于滬上,時間當在1912年正月中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東南各省紛起響應,脫離清廷,宣告獨立。11月9日,廣東咨議局在副議長丘逢甲推動下,議決響應武昌起義,迎請同盟會革命黨人來穗主持粵事,胡漢民出任廣東革命軍政府都督。丘逢甲任教育司(部)長,旋被舉為粵省三人代表之一,赴南京參與籌組臨時中央政府。丘于1911年12月下旬抵寧,南京衛戌總督徐紹楨初見“丘倉海”名刺,“待以恒流,詢知前名(丘逢甲),重握手示敬,歡好若平生。”(參見丘復《倉海先生墓志銘》)

　　南京大學汪國垣(辟疆)教授(1887—1966)有一段憶述文字:“民國初元,(丘)君曾一至金陵,余猶及見之,軀干修偉,虎虎有生氣�！庇终f“仙根本負盛名,唯鮮與中原通聲氣,至有不能舉其名者。工力最深,出入太白、子美、東坡、遺山之間,又能自出機杼,不拘拘于繩尺間,固一時健者也。”(參見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汪先生時年二十四五歲,值中國歷史轉折時期,作為愛國青年,關注時局與國族前途命運之大事,勢必至切。究竟他是涌立金陵街頭、爭睹各省代表抵寧時的英姿風采,還是隨友人進出辦事機關,目睹丘氏的舉止神態或行事風格,人們不得而知,但丘氏身材偉岸、生氣勃勃,是確實的。丘氏比汪年長23歲,且自粵輾轉到寧,舟車勞頓,年近半百,仍“虎虎有生氣”,由此可知,籌組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的繁重工作與活動,丘氏曾參與其中,或時有聞聽議論,心情振奮,詩興大發,赴寧紀游之作,連寫十首,歌頌“英雄兒女局翻新”,“江山一統都新定,中華民族此重興”。這些佳作名句,擲地有聲,萬人爭誦。寧滬相距咫尺,舟車往返便利,電訊傳輸較為便捷。1912年1月11日上海《民立報》刊布了丘氏新作《謁明孝陵》四首,寄稿人葉菊生在“附識”中寫道:“仙根先生,學問文章,海內推重,其近體詩尤擅勝場,今以奉使來寧,游蹤所至,句滿奚囊,友人以先生近作見示……亟錄以貽同好……”

　　南京中華民國新政草創之初,百廢待興,急需各類人才,正是丘氏獻誠出力之際。丘遠道北上滬寧,連年憂勞,為國事而奔走,在寧“勞瘁嘔血,扶病還家”(見丘瑞甲《嶺云海日樓詩鈔》初版跋)。1895年夏末秋初,丘謀抗日保臺事敗,內渡泉州時,悲憤交加,也曾吐血數升。這次奉使來寧,連續奔走勞累,咳血來勢洶洶,自知恐將不起,遂告假南歸。先到上海,沿水路經廈門、潮汕,溯韓江北上,返抵粵東鎮平(今蕉嶺)山居養治。丘途經上海,身為《民立報》主筆的于右任接待慰勉,乃情理中事�！盃幦�勝利”四字蘊意深長,既祝禱丘氏戰勝病魔,轉危為安,也熱盼他康復后返寧共事,謀建民主共和新政大業的勝利與成功。公義私情,躍然紙上�！盃幦�勝利”四字,用長寬不過咫尺的白紙書寫,可能是于氏在滬主持《民立報》時得知丘氏告假急欲南歸治病,未便久留,遂寫此四字托人捎帶給丘氏本人,表達慰勉之意。于氏的題簽與鈐章十分醒目,可見他對丘的祝福與慰勉十分真摯誠懇。

　　上海聚首別后,丘于1912年2月25日即病逝于鎮平山居,從此于、丘天人兩隔,但于對丘的深情與敬意銘記在心。上世紀50年代末,臺北市新公園(今改稱“二·二八公園”)建成,內有四亭紀念對臺灣有重大貢獻的歷史名人(鄭成功、劉銘傳、丘逢甲、連橫),紀念丘逢甲的“倉海亭”亭聯,即由當時年近八十的于右任題寫:

　　耿耿孤忠,系民族復興斗士;

　　錚錚鐵骨,亦詩壇崛起人豪。

　　此聯既表達了于氏對丘逢甲的敬意,也準確評價了丘氏的歷史定位。

　　歷史名人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與示范作用是積極有益的,但傳頌需審慎據實。1905年,尚在嶺南從教的丘逢甲作有七律《醉歌示徐生》一首,末句為“袖中一卷《英雄傳》,落日來登漢帝陵”(見《丘逢甲集》第536頁),于右任先生恐記憶差錯,說丘曾 “游陜謁陵”,將詩作末句誤為“落日來登黃帝陵”。熱心宣傳黃陵旅游的人士未加細辨,據此就刻碑、傳抄,編造出丘逢甲游陜六天,日夜難寐,作詩多首,甚至揮拳砸桌、打碎茶具的故事。這種捕風捉影、憑空“戲說”先賢的做法與學風,受到陜西師大馬家駿教授的批評糾正,顯然是很必要的(馬文見《陜西師大學報》199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