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庫黃金，運出上海前存放于上海中國銀行（左側最高建筑）的地下金庫中（央行沒有地下金庫）。
凌晨1點左右，一個意外的景象出現了：中國銀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組，用扁擔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號”走來
4月2日到4日，紀錄片《黃金密檔》在臺灣TVBS連續播出，時長共120分鐘。選擇“辛亥百年”的節點推出此片，算是了了旺旺中時媒體集團長天影業制片人丁雯靜的一樁心愿。她用近兩年的時間，走訪了11位當事人和33位歷史見證者，試圖還原國共內戰后期那場震驚海峽兩岸的“創世紀遷徙”。
之所以選擇這個詞，以丁雯靜來看，單就蔣介石把黃金從大陸運抵臺灣一事，所涉及的財富數量、所動用的人力物力、對兩岸歷史發展所產生的影響都可謂空前。
也正因如此，當她2009年冬天站在拍攝首站——曾飄揚著“中華民國”旗幟的南京總統府前，已然唏噓不已：歷史圖景仿佛畫面般在眼前一一展開。
民間搜刮的財富
1946年3月，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祭出“法幣”換“黃金”政策，本想抑制貨幣貶值，不料卻造成有錢人大量囤積黃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蔣介石頒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令民間限期兌換金圓券,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間的黃金。
有史料記載，當宋子文拋售黃金時，國庫還剩有近200萬兩黃金；此外，國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衛政權所沒收的黃金，大約49.5萬兩。
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948年11月16日向蔣介石的報告,當時共收兌黃金166.3萬兩,僅上海一地收兌的黃金就達110.3萬兩。這筆黃金被島內學者視為蔣介石從民間搜刮而來的“救命錢”，而被兌換的金圓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貶，繼而成為一堆廢紙，許多小康人家因此傾家蕩產。
也就是在蔣介石頒布財政令兩個月后，隨著國民黨軍隊在遼沈戰役等戰場上的接連潰敗，蔣介石深感大勢已去。同年11月24日，蔣在日記中這樣記錄道：“若要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棄現有績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范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局之成敗，不以為意矣。”據紀錄片《黃金密檔》顧問之一、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吳興鏞推斷，蔣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很可能是交代他有關首批黃金運臺的決定。蔣單線指揮俞鴻鈞，以“改儲金地點”方式轉運首批黃金，為“國府最高機密”，知情者僅限于蔣經國和宋子文等人。
后來，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親口告訴蔣介石日記的校閱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議，由外國人負責的海關總署來協助黃金運臺，因為外國人不會干預中國內政，海關總署的船艦比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噓！不要問里面裝什么
丁雯靜找到了現居臺北，已90多歲的范元健。上世紀40年代末，范元健擔任海關緝私艦“海星號”三副。他告訴丁雯靜，自己也沒有想到，會成為國民政府首批黃金運臺的目擊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緊急動員令，要求他們在艦艇上準備待命，他回憶說：“船長就講，今天我們要開船，不能下地了，那么我們就等在船上。結果一等，等到8點鐘沒有，到12點鐘還沒有消息，我們就急壞了，平常我們出海的話，晚上10點鐘也一定開船了，結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點，船長說，開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號”當晚并沒有立刻出海，而是轉向中國銀行的碼頭，悄悄地停了下來。
靠近碼頭，舉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點左右，一個意外的景象出現了：中國銀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組，用扁擔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號”走來。范元健和同事竊竊私語，不斷打量。但船長一臉嚴肅：“不要問里面裝什么，完成任務就是了。”
此時，這番場景被緊鄰在中國銀行旁、《字林西報》一位英國記者撞見。他從窗戶中發現，挑夫正將一擔擔木箱從金庫里搬出。他連夜趕稿，“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個充滿苦力的銀行，我甚至可以判斷出他們帽子和制服，湛藍色的上衣和寬松的短褲，扁擔的兩端裝滿著包裝的金條”。
首批運送臺灣的200萬兩黃金就這么被搬上了“海星號”。雖然英國記者的文章一度引發全國黃金擠兌事件，但大多數民眾還不能相信，蔣介石會避走臺灣。同年12月底，“海星號”第二次執行運送黃金任務，為了避險，軍艦南駛廈門，數月后轉運臺北，繞了一大圈。至此，蔣已悄然運走黃金260萬兩，超過國庫黃金存量的一半。
“在蔣介石的大溪檔案中，我們只看得到3批運送黃金的記錄。事實上，透過當事人口述，運送黃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靜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主要批次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