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峰
一、 連橫小傳
連橫（1858～1936），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光緒四年五月十六日生于臺南。少受庭訓，長而好學，稟性聰穎，過眼成誦。其父連永昌因痛愛之，曾購一部《臺灣府志》送給他，說：“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歷史。”［1］（p,733）其后連橫以著《臺灣通史》為己任，實源于此。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75年）連橫18歲，因老父仙逝，居家手寫《少陵全集》，始學詩以述家國凄涼之感。當時，兵荒馬亂，而連橫泰然居家，即時搜集文獻，后成為《臺灣通史》中珍貴史料。
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77年）連橫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寫作之余，學習日文。
日俄戰爭后，連橫感憤清政之不修，攜眷至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報》，鼓吹排滿。當時在南洋的同盟會成員，閱報后大喜，即派人到廈門與連橫商量擬將該報改為同盟會的機關報。后清廷向駐廈日本領事館抗議，報館遂遭封閉。連橫不得已又攜眷歸臺，再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3年后移居臺中，主持《臺灣新聞》漢文部，與林癡仙、賴悔之、林幼春等人創辦“櫟社”，以道德文章相切磋。
中華民國建立之初，連橫從臺灣到上海，不久，北渡黃河，旅居北京。其時趙次珊主持清史館，于是延請連橫入館共事，連橫因得盡閱館中所藏有關臺灣建省檔案，而將其收入《臺灣通史》。其后，連橫離館暢游大陸名勝古跡。歸臺后，將其征途逆旅所作之詩，編為《大陸詩草》一卷。其中《至南京之翌日登雨花臺吊太平天王》詩曰：“龍虎相持地，風云變態中。江山歸故主，冠劍會群雄。民族精神在，興王事業空。荒臺今立馬，來拜大王風。漢祖原英武，項王豈懦仁。顧天方授楚，大義未誅秦。王氣驕朱鳥，陰風慘白磷。蕭蕭石城下，重見國旗新。早用東平策，終成北伐功。畫河師不進，去浙敗頻聞。同室戈相鬩，中原劍失群。他年修國史，遺恨在湘軍。玉累言難蔽，金陵氣未消。江水喧北固，山影繪南朝。吊古沙沉戟，狂歌夜按簫。神靈終不ｂì①，化作往來潮。”章太炎先生讀后，嘆曰：“此英雄有懷抱之士也。”［1］（p.733）
連橫歸臺后，即孜孜ｋū②ｋū②，潛心著述。 5 年后， 即1918年，《臺灣通史》告成。刊行時，日本朝野頗為重視，祖國人士則因隔閡，反而漠然不知，只有章太炎先生以為民族精神之所附，謂為必傳之作。《通史》刊行后，連橫又集古今作家之詩，把有關臺灣歷史山川者，編為《臺灣詩乘》，凡6卷。在寫作《通史》時，連橫搜集前人有關臺灣著作甚豐，其中三十余種，均系海內外孤本，彌足珍貴，于是編為《雅堂叢刊》。又筆墨余閑，頗多吟詠，繼《大陸詩草》之后，又集為《寧南詩草》一卷。
1926年，連橫攜眷游杭州，住西湖。不久，北伐戰事起，連橫又攜眷返臺。是時，日本在臺灣禁止國文，且不許學生使用臺語，連橫于是著成《臺灣語典》四卷，舉凡臺灣方言，無不博引旁征，窮其來源，以示愛國之心。
1933年，連橫因其幾個兒女都在大陸，決意攜眷定居上海，以遂其終老祖國之志。1936年春，連橫在上海患心臟病，醫治無效，于6月28日去世，享年59歲。
連橫先生畢生盡力于保存臺灣文獻，希望維系民族精神于不墮，其精神思想流露于著作間，讀者無不嘆為三百年來海上之杰作。
二、《臺灣通史》主要內容及評價
臺灣文獻學家毛一波說，連橫是“以儒學立身，以史學成家，以文學名世”［2］（p.538）的。他以“史學成家”的代表作便是傳世佳構《臺灣通史》。
《臺灣通史》1918年脫稿，1920年交付出版，首版以上、中、下三冊于1921年初出齊。《臺灣通史》初撰時所擬的全書綱目只有15志，分別為地理志、種族志、沿革志、政治志、軍備志、財賦志、教育志、文學志、禮俗志、交通志、產業志、外交志、民變志、番務志、人物志，很象一部方志的目次。這是因為他熟讀臺灣地方志，受其影響太大之故。后來他將綱目作了幾番大幅度的調整，才成刊本的樣子，使其著作超越了方志的層次。
《臺灣通史》所載，上限起自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下限終于1895年割臺，上下凡1290年。全書分為紀、志、傳三大部分，共88個篇目、36卷、近60萬字。在體制上，主要仿效司馬遷的《史記》。其“紀”分別為“開辟記”、“建國紀”、“經營紀”、“獨立紀”四篇，這實際上是連橫對臺灣歷史所作的分期：“開辟紀”起自隋大業元年（605年），止于明永歷十五年（1661年），是為早期開發時期；“建國紀”起于明永歷十五年鄭成功攻臺，迄于明永歷三十七年（1683年）是為鄭氏統治時期；“經營紀”起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終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是為清代經營時期；“獨立紀”載，是為臺灣民主國時期。“紀”這部分提綱挈領地把臺灣見于文獻以來的歷史按編年的順序作了縱的敘述。其“志”分別為疆域、職官、戶役、田賦、度支、典禮、教育、刑法、軍務、外交、撫墾、城池、關征、榷賣、郵傳、糧運、鄉治、宗教、風俗、藝文、商務、工藝、農業、虞衡26篇，這一部分是從橫向上對臺灣歷史上自然和人文現象的各個方面作具體的論述。而“傳”這部分則是對人的記載，具體描述歷史的主體——人物的活動。此外《臺灣通史》還有68份“附表”，除其中一份是羅列延平郡王世系以補充“建國紀”外，其余各表都是對“志”中比較繁雜的事作文省事全、一目了然的說明。紀、志、傳三大部分雖然看似彼此分立，互不相聯，而實際上卻密切相關，使臺灣歷史進程中的諸層面：人、事、時、空等有機地整合一體，把該地區社會各方面的人物活動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歷史演變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來。
《臺灣通史》問世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享譽不衰，迄今為止，先后重印17版之多。它的貢獻與價值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臺灣通史》對保存和整理臺灣文獻史料有著重大貢獻。
連橫在準備撰著和正式撰著《通史》的過程中，博采群籍諸檔，集數百部文獻之所載，又訪詢老者，參證舊聞，佐以實地考察，為研究臺灣歷史錄存了豐富的史料。他曾說：“曩者余懼文獻之亡，撰述臺灣歷史”，［3］（p.38）可見其撰《臺灣通史》有著文獻學上的目的。
《臺灣通史》的撰成對保存臺灣文獻史料，意義極為重大。因為，自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以來，已過百余年，這一百多年間的臺灣文獻史料，積累已有不少，而割臺以后，臺灣文獻因戰亂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破壞而頗多散佚。如連橫所說，臺灣“雖有方志，而久已散佚。……以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4］。
他以保存臺灣文獻為己任，耗盡畢生精力，對“起自隋代，終于割讓”這段歷史中有關臺灣的文獻記載，第一次作了系統的搜集，“縱橫上下，巨細靡遺，而臺灣文獻于是乎在。”［4］其中他收集的關于臺灣民主國的材料，實為全書最寶貴的史料之一。這些珍貴的史料大自獨立宣言，小至當時通行的郵票，都在他收集之列。臺灣文獻史料，以漢族人民早期墾殖的有關記載最為可觀，但這些記載多散于各地的筆記雜著之中，湮沒不彰，不易為人們注意。而連橫為了再現先輩們篳路藍縷地辛勤開發臺灣的歷史，則多方搜羅，去偽存真，引入《臺灣通史》中。
《臺灣通史》不僅有保存文獻史料之功，也有整理臺灣文獻之勞。最突出的是，連橫在《臺灣通史》中，不時把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記載的疏誤之處指出來，行文中批評余修府志對一些人物或事件“不及載”、“不備載”、“所載大謬”的文字頗為多見，這實際上是在編史過程中變相地做了文獻校注的工作。其實，從更廣的意義上說，他撰《臺灣通史》，本身就是在整理千余年來有關臺灣的雜亂無章的史料。
第二、《臺灣通史》第一次對臺灣歷史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
連橫《臺灣通史》是有史以來第一部系統研究臺灣歷史的史書，它第一次使臺灣歷史的記述和研究不再局限于方志學的范疇，而上升到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編纂學層次上來，其草創之功不可沒！
如連氏所言：“臺灣固無史也，康熙二十三年巡道高拱干始纂《府志》，略具規模；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后靡有繼者。各縣雖有方志，而久已散佚，或語多粗陋，不足以備一方文獻。”“且《府志》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臺、鳳、彰、淡諸縣雖有續修，局促一隅，無關全局，而書又已舊，茍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4］各家方志均系斷代而修，所載又多偏重于所謂王化之功，對真正具有歷史價值的方面卻忽視不記，例如各家方志在臺灣對外關系史方面的所記極簡略，對荷蘭、西班牙侵占時期臺灣各族人民的歷史狀況更是所載不詳，對臺灣歷史上人民的抗暴斗爭，則多有誣蔑之詞。連橫對此深有痛感，他曾嘆道：“顧吾觀舊志，每蔑延平大義，而以一貴為盜賊矣！”［5］對臺灣歷史，需要有人來進行一番總清算，以還其本來面目；尤其是在日本占臺后文獻多亡的情況下，這一工作益發顯得必要而緊迫。連橫本著一個臺灣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一個中華子民的愛國心，勇敢而艱辛地承擔了這一使命。
連橫《臺灣通史》摒棄了舊的帝王觀。他批評“前人作史多詳禮、樂、兵、刑，而于民生之豐嗇、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所以，他要使《臺灣通史》各志中“自鄉治以下，尤多民事。”在他看來，“國以人民為本，無民何以有國？”［6］這充分體現了連橫所持的歷史觀是以人民為主體的進步史觀。對臺灣歷史上許多人物和事件，《臺灣通史》都從其進步史觀出發，作了重新評價。如對鄭成功這個著名的歷史人物，清代方志、典籍多貶斥為“賊”、“寇”等，而《臺灣通史》則將他作為民族英雄來對待，極其崇敬，對鄭成功經營臺灣以前活動于臺灣海峽一帶，被官方稱為“海盜”的海上民間武裝力量，連橫認為許多都是豪杰義士，行為可嘉。《臺灣通史》對被清政府誣為“賊民叛黨”的事件，如朱一貴、林爽文、張丙、戴潮春等人領導的起義，都客觀地認為是官方激壓所致的“民變”。連橫為朱一貴起義“追翻前案，直筆昭彰”，并說“藍鼎之《平臺紀略》中關于朱一貴之言‘固未足以可信’”。［2］（p.538）
修史不是件易事，自鄭氏經營臺灣至連橫那個時代，“三百余載，無人能為此書。”在日本占領時期，編撰臺灣歷史不但困難，而且很危險，所以當時“三百余萬人，又無人肯為此書。”而連橫則擔心臺灣歷史“將無以昭示后人”，［4］因而“毅然為之，抱其艱貞，不辭勞瘁”，［7］終于撰成《臺灣通史》，對約1300年的臺灣歷史， 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
第三，《臺灣通史》是愛國主義史學研究和愛國主義歷史教育的典范。
連橫在日占時期，冒著生命危險，撰成《臺灣通史》，目的就是通過著史，昭示臺灣后人：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臺灣人是中國人；讓后代子孫即使長期處在異國統治下，也能夠了解到歷史的真象。他在《臺灣通史》“風俗志”序中就堂堂正正倡言：“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在當時敢如此暢言，沒有點愛國膽識是做不到的。連橫認為“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鑒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是乎在。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4］“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教，必先去其史。”［3］（p.38）所以他要通過著史以保存臺灣島上的中華民族文化。愛國主義精神始終貫穿在《臺灣通史》的字里行間。
《臺灣通史》的撰成，還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想以征服者的身份撰修第一部臺灣通史的企圖，為中國史學界爭了光。日本占領臺灣后，其總督府曾成立臺史館，欲借殖民當局之力修出第一部系統的臺灣通史。個別日本學者也想私自撰寫一部臺灣通史，鈴村串宇就是其中之一。他到臺灣，收集了不少史料，他說：“改隸以后，凡三十年，官猶不能具備之，而余十余年之志得遂焉，則天之獨幸余乎？抑天將使余修島史乎？”［8］然而，由于連橫《臺灣通史》的及時撰成并出版，日本人的企圖宣告破產。鈴村串宇最終只得將所收尋到的臺灣方志輯在一起，印成一套《臺灣全志》，而且時間已是《臺灣通史》首版出齊一年多后。日本總督府負責修島史的伊能嘉矩也始終未能修成一部全面系統的臺灣通史，僅在1930年刊成一部尚屬志書的《臺灣志》，又在連橫《臺灣通史》問世7年后，刊成《臺灣文化志》3冊。連橫抱定“國可滅，而史不可滅”的信念，奮當著史，一片愛國苦心，不能不受人贊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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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橫．臺灣名人傳［M］．臺北：臺灣新亞出版社，1976．
［3］連橫．臺灣考釋［A］，序．雅堂先生文集［C］．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4］連橫．臺灣通史［M］，自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5］連橫．臺灣通史［M］，朱一貴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6］連橫．臺灣通史［M］，凡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7］連橫．臺灣通史［M］，后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8］鈴村串宇．臺灣全志［M］，序． 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22．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門內加必
②原字為石右加乞
【資料來源：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第3期
（來源：臺灣文獻叢刊）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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