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帶娃”該怎么帶 專家提出

　　暑期托管， 能否補上法治教育這堂課

　　● 法治教育不是學科教育，但是對青少年來說卻是勢在必行的一件事，應該在暑期托管班占有一席之地

　　● 目前很多學校雖然設置了“道德與法治”這門課，但是卻存在被其他科目占用的現象。此外，法律知識普及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欠缺

　　● 青少年法治教育進暑期托管班，需要相關主管部門、學校、家長共同發力

　　□ 本報記者 　 陳 磊

　　□ 本報見習記者 孫天驕

　　7月19日，北京市正式啟動暑期托管服務。連日來，《法治日報》記者采訪多所小學及不少家長了解到，學校開展托管服務的內容主要包括輔導學生完成暑假作業、閱讀和鍛煉身體等。

　　托管服務應該涉及哪些內容，是教育部印發《關于支持探索開展暑期托管服務的通知》以來，廣大家長和社會各界持續關注并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

　　多位司法人員及法學專家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法治教育亟須從青少年抓起，通過培養提升法治意識，讓青少年養成學法、守法的行為習慣；學校暑期托管班不組織補課、不講新課，恰可以對學生開展法治教育，補上法治教育這堂課。

　　暑期托管未涉法治教育

　　開設法治課必要且可行

　　7月19日中午，在北京市海淀區蘇州橋附近的一家書店里，記者見到了在附近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上班的李靜。“把娃送學校托管后，我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她低聲告訴記者，我們是雙職工家庭，女兒上四年級，以前一到寒暑假就發愁，要么花大價錢給孩子報名上舞蹈等集訓班，要么就帶到公司跟著上班，“官方帶娃”解決了她家的大難題。

　　北京市教委7月初發布消息稱，今年面向小學一年級至五年級學生供暑期托管服務，托管服務分為兩期，每期12天，以看護為主，包括提供學習場所，開放圖書館、閱覽室，有組織地開展體育活動等，不允許組織學科培訓和集體授課。

　　朝陽區一位學生家長夏女士向記者出示了其孩子所在學校的暑期托管服務通知：托管時間為8時30分至17時30分；托管內容包括學生自習，完成暑假作業，開放教室、閱覽空間、操場以及其他教育場所，組織學生適度開展體育鍛煉。

　　北京市朝陽區一所小學的任老師給記者展示了該校暑期托管的課程表：上午總計3個半小時，包括適度運動、暑期作業、閱讀、棋類活動、眼保健操等；午餐與午休1個半小時；下午總計4個半小時，包括做手工、暑期作業、閱讀、游戲活動等。

　　記者同時采訪了上海、山東等開展暑期托管服務地區的一些學校了解到，托管服務的內容都較為豐富，但均未設置法治教育課。

　　那要不要在暑期托管期間開展法治教育課呢？

　　多位受訪的家長認為，開設法治教育課是一件好事，不僅是法治教育課，還建議開設一些應急避險課程。“正好趁著暑期補一補法治教育課，讓孩子學會保護自己且做到不傷害別人。”李靜說。

　　在海淀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負責人秦碩看來，暑期托管完全可以開展法治教育。

　　秦碩擔任法治副校長已有10年之久。7月22日中午，在海淀區人民法院圖書館里接受記者采訪時，她提出，法治教育不是學科教育，但是對青少年來說卻是勢在必行的一件事，應該在暑期托管班占有一席之地。

　　“現在的孩子們獲得信息是觸手可及，法治意識越來越強，對法治知識的渴求也越來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通過法治教育引導他們正確理解法律、正確行使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秦碩說。

　　秦碩認為，雖然孩子們對法治教育有迫切需求，但不能指望他們自己提出來，與此相應的是，也不能低估對他們進行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如果能夠通過法治教育幫助他們形成法治意識，形成與此相適應的行為規范，讓他們學會尊重別人、保護自己，成為一個不會危害社會的人，意義重大。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法治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治杰說，法治社會建設的重心就是從未成年人抓起，從小樹立他們的法治意識。而法治教育不同于語數外等學科課程，它更多是一門公民人格養成的課程，而非知識型課程，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把法治課程融入暑期托管班”。

　　學校法治課還存在短板

　　占課普遍普法教育欠缺

　　早在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

　　今年6月印發的《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于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八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也提出，要“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具體措施包括：教育引導青少年從小養成尊法守法習慣；進一步完善政府、司法機關、學校、社會、家庭共同參與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等。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很多學校雖然設置了“道德與法治”這門課，但是卻存在被其他科目占用的現象。此外，法律知識普及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欠缺。

　　李靜告訴記者，她孩子的學校開設了一門“道德與法治”課，但一學期上不了幾回，還經常被語數外等課程占用。

　　任老師也坦言，“道德與法治”這門課在其所在學校的上課情況確實不夠理想：一方面是被占用的問題；另一方面學校沒有專職“道德與法治”課的老師，多為學科老師兼任，上課也是主要講道德而鮮少涉及法治。

　　在袁治杰看來，這正是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目前存在的不足之一，小學“道德與法治”課的任課老師少有法學專業背景，對于什么是法治和法治精神也不甚了然，無法順利開展法治教育。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官、首都師范大學附屬蘋果園中學分校法治副校長車明珠發現，目前，小學開設“道德與法治”課，法治教育更多側重憲法與法律體系建設、權利與義務的辨析等，需要增加法律知識的普及教育。此外，所用教材均為全國統編教材，存在難以顧及地區差異、內容修訂周期長等問題。以北京市為例，難以解決首都中小學生實際法治困惑，學生獲得感不充分。

　　車明珠還發現，法治教育教材內容和教學案例中的法律知識較為抽象，如果能夠輔助之以鮮活實例，會對已經具有一定社會生活經驗和道德、法治認知的學生更有吸引力。

　　“中小學法治教育雖然按要求做到了‘進教材、進課堂’，但是在打通‘進學生頭腦’這‘最后一公里’上還有短板、弱項。”車明珠說，法治教育這堂課亟須補上。

　　由誰上課問題亟須解決

　　課堂形式務必生動有趣

　　“暑期托管如果能開設法治教育課就再好不過了，但首先要解決誰來上的問題。”任老師說。

　　對此，車明珠的建議是，可以由具有法律專門知識的專業人士來上課，未檢檢察官長期從事法治教育宣傳工作，可以充分發揮檢察機關職能優勢、人才優勢和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優勢，遵循學生認知規律，圍繞學生法治困惑甄選典型案例，提供有針對性的法治教育產品、課件，將法治理論融入案例解讀中，激發學生體驗共鳴。

　　袁治杰認為，除了由政法干警擔任法治副校長之外，還可以發揮我國法學院校學生數量多的優勢。我國有600多所大學開設法學專業，這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讓他們以志愿者身份投入暑期托管服務，開設法治課，有助于解決法治教育力量不足的問題。

　　秦碩根據自己的工作經歷提出：在少年司法領域，專門從事法治教育的人士，即使把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律師行業的人士都涵蓋其中，相對數量還是偏小，無法滿足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實際需要。因此，少年司法工作，從來不是一個部門能夠推動的，一定是多個相關部門、各種社會力量聯動的結果。

　　他認為，法治教育進暑期托管班，同樣需要相關主管部門、學校、家長共同發力。比如，司法行政部門和教育主管部門將法治教育納入托管服務范圍，學校與法治教育專業人員(如法治副校長)牽頭對接，由專業人員帶隊展開法治教育工作。

　　在袁治杰看來，解決了誰來上的問題后，接下來就必須讓法治課的課堂形式生動有趣，才能夠吸引學生眼球，提升學習興趣。

　　“不能把法治教育課程變成讓孩子背誦法條，這樣的法律知識對孩子也沒有什么用，而且會引起反感，更會加重孩子們的負擔。”袁治杰說，要讓孩子理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讓他們理解法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我們共同生活的框架，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袁治杰舉例說，他們創作的《被擠爛的丸子店》，就是通過一次次試錯讓孩子們理解規則何以如此重要，更讓他們知道規則是自己參與制定的。實踐中，有的學校開展法治繪本創作；有的學校組織法治主題的話劇表演；有的學校組織學生制定班級規則，學生之間發生糾紛通過組織模擬法庭來解決，這些都是形式非常活潑的法治教育。

　　秦碩則建議，可以讓孩子們走進法院，感受一下真實的庭審，同時感受一下法律到底意味著什么；可以讓孩子們坐到“束縛椅”上，體驗如果行為不規范會面臨怎樣的困境；還可以組織孩子們參與模擬法庭，讓他們在模擬審判中感受法律的公平正義。

　　“對三年級以下的學生講課就不能太深，否則他們聽不懂，可以設置互動性質的法治游戲，提升他們對法治的興趣，在玩耍中學習一件法治小事，比如不能闖紅燈，慢慢讓他們形成規則意識。”秦碩說。

　　他還建議，可以選擇一個學區先行先試，將法治教育融入暑期托管班，摸索出相關經驗后再逐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