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么“鬼生意”

　　如今代辦理業務頗受市民歡迎，您是否聽說過“死亡證明”也能代辦？近日，記者調查發現，在網絡平臺花費不到200元便能得到死亡證明。一名商家“貼心”表示，若是需要打官司增加籌碼，還可以代開“病危通知書”，相比“死亡證明”更有效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調查過程中記者注意到，商家代開的“死亡證明”模板五花八門，有的連基本身份信息都不完整。相關法律人士提醒，商家若明知買家將其作為偽證，還惡意銷售則涉嫌違法犯罪。

　　震驚

　　不到200元 就能開“死亡證明”

　　商家：在醫院有正規渠道

　　11月22日上午，記者在淘寶平臺檢索“病危”二字，彈出了部分代辦理業務，其關鍵字標注著可提供病假條等服務。私信詢問時，商家多會要求咨詢者添加其微信。記者輾轉添加了3名商家的微信。

　　第一名商家表示，自家可以開具死亡證明，其售價為130元，只需告知姓名、身份證號、地址、死亡時間信息即可。另一名商家表示，全國各地醫院的死亡證明他都可以開具。“正規三甲醫院開出來的160元，需要姓名、身份證號碼、死亡時間、什么原因死的。”該商家表示，自己在醫院有正規渠道。第三名商家則稱，自家的死亡證明售價為150元，同樣保真。

　　記者注意到，三名商家提供的死亡證明模板圖各不相同，有的僅標注了患者姓名、年齡、住院號、死因及死亡時間，有的則十分全面，包括身份編號、實際年齡、具體死亡地點（醫院病房、急診室、赴醫院途中）、死亡誘發病因、疾病最高診斷依據等。

　　更震驚

　　病危通知書 也能開

　　商家：維權時可增加“籌碼”

　　在攀談中，一名商家表示，自家的死亡證明可代開醫院或派出所的，派出所的死亡證明價格相對較高。隨即又表示，需知曉死亡證明用途，如若將死亡證明用于走法律途徑的刑事糾紛，則不予開具，“那個風險太大，你也危險我也危險，醫院的死亡證明我這邊能開，也好開。”

　　隨后該商家又表示，如若人并沒有去世，需要打官司或維權，可以開具醫院相應的病危通知書。“你拿去一樣加高你的籌碼，真正死亡的話賠的還沒那么多，病危通知書賠償得更多。”針對新黃河記者提出的是否靠譜、醫院是否會核實一事，對方表示“人躺在床上也是病危啊，如果你開死亡的那就不實際了，畢竟人沒真死。病危通知書就已經很嚴重了，拿去肯定能增加籌碼。我這邊也能開傷情鑒定，可以給你開得嚴重一點。”

　　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發現，確有部分民事糾紛圍繞著傷情鑒定造假展開，有部分訴訟者控訴稱，傷者并未碰到某些部位，其傷情鑒定書卻顯示出了不同的結果。

　　辨真偽

　　醫療從業者： 部分證明“一眼假”

　　上述商家提供的“假死”證明究竟是否靠譜？記者咨詢了兩名三甲醫院工作人員，對方表示，部分死亡證明書上甚至沒有注明死者的身份證號等信息，屬于是“一眼假”。

　　講法律

　　律師：

　　辦理虛假死亡證明

　　是犯罪

　　檢索發現，近年來因偽造死亡證明鬧出的烏龍并非少數。2020年，江蘇一男子就曾因行騙190萬元被取保候審，妄圖通過給自己辦理假的死亡證明、火化證明和戶口注銷證明，來規避審判。最終該男子因涉嫌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印章犯罪等行為罪加一等。

　　“正規的司法鑒定文書往往是出自司法鑒定中心，需要查看其資質。隨意開具的傷情鑒定、死亡證明等，如若用于糾紛處理，法院也需要考察其真實性。”山東正唐律師事務所袁倩律師表示，諸如男子為脫罪而辦理虛假死亡證明的行為，性質十分惡劣，已屬于犯罪行為。

　　記者了解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偽造、變造、買賣或者盜竊、搶奪、毀滅國家機關的公文、證件、印章，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印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據新黃河客戶端

　　花130元就能“假死”

　　平臺豈能真瞎

　　記者都能通過關鍵詞搜索等辦法，找到這些造假店鋪，如果掌握更多信息和數據的平臺真要管，不可能管不了。

　　病危通知書和死亡證明，關乎人的生死，是極為嚴肅的醫學文書。然而，這樣的文書居然在網絡上隨意售賣，只需花一百多元，提供身份證號、地址、死亡時間，全國各地醫院的死亡證明任你選。從購買之便捷以及造假成本之低廉，可見證明背后的“灰產鏈條”，已經到了何等成熟的地步。

　　病危通知書和死亡證明的造假，危害是顯而易見的。2020年，江蘇一男子就曾因行騙190萬元被取保候審，妄圖通過給自己辦理假的死亡證明、火化證明和戶口注銷證明，來規避審判。此外，通過開證明幫助自己維權，用于騙保等新聞也不時出現。可以想見，假證明“灰產”，不僅破壞社會誠信，也必然助長大量違法犯罪行為，給社會帶來不可測的風險。

　　類似證明制假，買賣雙方都已經觸犯法律。商家偽造這種證明，達到一定金額或次數，或者造成嚴重危害后果，將涉嫌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治安管理處罰法對于“買賣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的”行為，同樣有相應處罰條款。然而，為什么這背后的地下鏈條依然猖獗呢？

　　這其中，相關平臺的放縱，恐怕是一個關鍵因素。其實，病危通知書和死亡證明等造假問題，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這些年來，不斷有媒體報道。但往往是，一有媒體介入，相關平臺便重視一下，比如去年江蘇一男子買假死亡證明，試圖逃避審判被曝光，相關網絡店鋪就曾遭到清理。可等到新聞熱度一過，平臺的日常管理變得松懈，類似證明“灰產”就會卷土重來。

　　得承認，偽造證明的交易具有一定隱蔽性，比如從記者的調查看，一些店鋪通過網絡平臺引流，然后通過微信進行洽談和交易，這確實會給平臺的監管帶來一定難度。但是，如果充分利用大數據，是不難識別這些違法店鋪的。記者都能通過關鍵詞搜索等辦法，找到這些造假店鋪，如果掌握更多信息和數據的平臺真要管，不可能管不了。

　　當然，對于類似偽造證明交易的監管，也不能只寄望于平臺的自覺。作為相關監管部門，也有責任進行督促和監督，壓實各平臺的主體責任，對于放縱證明“灰產”的網絡平臺，不僅僅是自查糾正，而應依法作出處罰。如此，才能倒逼平臺“守土有責”，盡最大努力掐斷證明“灰產”的交易鏈條。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