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問題，早一些時間解決可能沒有實力，太晚時間解決可能錯失很多機會，導致問題積重難返，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時候”

　　進入本世紀以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都對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作出闡述，近年來“調高、擴中、提抵”目標日漸清晰，成為新時期指導收入分配改革的思想基礎。

　　從一定程度上說，收入增長與財富分配的過程往往就是利益博弈的過程，參與的主體越多，越容易達到一個動態平衡。當前，我國參與收入分配的各主體的作用通道還不暢達，政府、企業、社會面臨著各自領域內的分配不公問題，同時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也十分糾結，亟待從源頭上厘清。

　　另外，整合社會新共識也更顯急迫，社會財富在國家層面怎么合理支配，需要盡快在認識上找到最大公約數；各群體利益如何得到合理保障，也需要盡快在認識上找到最大公約數，并要有行動。

　　“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時候”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關我國戰略目標實現。當前我國正處在“本世紀頭二十年戰略機遇期”以及全面小康建設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尤其是本世紀頭10年來，先富群體快速擴大，社會各群體收入有了較大幅度增長，為先富幫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同時，我國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社會不公平感明顯增強的問題。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說：“我們黨在兩個重大的時間節點上明確了帶領全國人民要實現的目標，一個是到年建黨100周年時實現全面小康，一個是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兩個目標鼓舞人心，需要妥善解決包括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來實現。目前我國正處在總體從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的重要階段，特別是未來10年是全面小康建設的攻堅10年，也是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必須要處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敗等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認為，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把社會各界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訴求，整合到認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來。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當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社會情緒積累，容易讓人民群眾對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產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現了‘公有制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勞動不再光榮’等認識偏差，國家層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從戰略高度整合社會認識分歧。”

　　“收入分配問題，早一些時間解決可能沒有實力，太晚時間解決可能錯失很多機會，導致問題積重難返，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時候。”楊宜勇說，當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綜合運用三個條件：一是3.5萬多億元的中央財政收入能夠解決大量的民生問題，有了共享的財富基礎；二是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分配不公的強烈意愿和社會共識，可轉化為推動改革的勢能；三是國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為我所用，即別人“吃一塹”、我國“長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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