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蘿崗區聯合街道擁有9.69萬居民。2004年之前，這里是一片農田。政府征地建設科學城，絕大多數居住在這里的農民轉換身份成為城市居民，住進了黃陂等5個社區。因為還有大量的打工仔入住本街道的社區，如何讓這些人能夠更穩定地生活一直是這個街道辦事處的重要工作。

　　在位于聯合街道黃陂社區的“聯合一家社區服務中心”一樓大廳，一位背粉色書包的小女孩邊跑邊問：“今天晚上有活動嗎？”還沒等工作人員回答，她已經來到通知欄。“晚上7：30有晚會！我要趕快回去把作業做完，再和爸爸媽媽一起來！”說著就蹦蹦跳跳地跑出了門。

　　社區內的“聯合一家”是廣州市蘿崗區每年花費250萬元為聯合街道所有已經轉換身份為居民的失地農民購買的一項社工服務。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段傳立說：“這項服務的主要功能是疏導化解盡可能多的微小社會矛盾，為幸福和諧的家園做有益的工作，讓老百姓切切實實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社會管理注重社會矛盾在萌芽狀態中的疏導化解，是中國社會管理向注重以人為本，服務為先轉變的一個標志。

　　近年來，中國出現一批小矛盾累積釀成的悲劇性事件。2010年，一位17歲的少年成為A級通緝犯，據一些媒體報道，這位名叫白中杰的少年通緝犯在成長過程中，因為沒得到足夠的家庭關愛等原因，走上不幸的人生道路。

　　中山大學社工服務中心總干事張良廣博士說：“每一個社會悲劇在最開始的時候都有改變的潛質，而此時社會能否提供其改變的渠道和資源則顯得尤為必要。”

　　本月19日，在中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

　　在即將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熱議話題的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建議”中也明確提出，健全基層管理和服務體系，加強和改進中國共產黨在基層的組織工作，發揮群眾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用，提高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形成社會管理和服務合力，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平臺。

　　從深圳到廣州，如今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嘗試改善社會管理模式——從過去單純依靠強力手段的剛性管理轉變為兼顧柔性服務，軟化社會管理的身段，通過服務實現柔性管理，前置處理社會矛盾，實現政府提出的將矛盾消融在萌芽狀態之中，為飛速發展的經濟創造柔性社會機制。

　　“區政府第一年總共拿出400萬元左右的資金，用于‘聯合一家’的場地建設和購買‘聯合一家’服務，這樣大的力度為一個街道購買專業的社工服務不多見。”段傳立說。與傳統的信訪、維穩綜治和司法調解等事后處理社會矛盾的機構不同，“聯合一家”這樣的社工機構更注重事前防范，構建和諧人際關系，最大限度創造穩定的社會氛圍。

　　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名工作人員的社工服務機構可以為半徑3公里范圍內的居民們提供老人兒童和殘障人士的康復娛樂服務、孵化社區組織、家庭個案輔導、提升家庭應對自身危機能力、動員鄰里之間的互助關愛、為出走兒童提供庇護所等社工服務內容。黃陂社區的“聯合一家”開業至今已開展專業社工服務覆蓋近1萬人次，其中不少服務對象程度不同的心理陰影都得到了及時的矯正。

　　廣州市公安機關對流動人口，尤其是外籍人士的管理服務更進一步凸顯了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社會管理向以提供更多服務為標志的柔性機制轉變。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轄區內，居住著近8000名境外人員，但卻實現了三年來境外人士的犯罪為零的紀錄。

　　派出所所長洪聲明說：“外籍人士聚居區的社區民警就是‘維和警察’，最好的服務就是最好的管理。我們以服務來促進管理。”這個派出所招聘大學英語四級以上的大學畢業生，率先在全廣州市成立了外國人管理服務站，管理登記實行送證上門，使民警的上門走訪更為和諧，了解境外人士的生活狀況更為順暢。這促進了石牌派出所對境外人士的日常服務和管理工作。

　　廣東警官學院副教授孔雯等一些學者認為，完全依靠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和應急模式，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社會形勢。若要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行政管理就不能停留在監督、管理等職能上，不能總是習慣于使用以行政強制力為后盾的執法方式。“柔性管理”最大的意義在于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采寫記者張澤遠楊定都　王攀　劉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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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