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發表了他的第52篇“3月10日聲明”，該“聲明”除一如既往地表現了他的“抹黑中國和西藏政策、挑動境內外藏人反抗中共、呼吁國際社會支持”三段式文風外，還提出了“在境外藏、漢民族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取得成果的同時，境內藏人也應創造條件，加強與漢族同胞之間的接觸、了解”。

　　2008年3月14日拉薩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中達賴集團的丑惡表現，奧運火炬海外傳遞期間部分“藏獨”分子的狂暴表演，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達賴的冷漠和達賴集團的幸災樂禍，不僅讓全國人民進一步看清了達賴集團的真實面目，還使一些過去對達賴還抱有些許幻想的海外華僑華人也幡然驚醒。正是達賴集團在2008年的充分表演，促使全體中華兒女認真審視達賴那張招牌式笑臉下面遮蓋的真實面目，開始揭挖達賴集團的丑行，在境內外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擊達賴集團分裂言行和西方媒體造謠誣蔑的聲浪。達賴集團深深感受到中華民族巨大的反“藏獨”力量，許多西方政客在支持達賴集團問題上也不得不有所收斂。

　　為了扭轉在中國人民和海外華僑華人中的狼狽形象，并培植、擴大親“藏獨”的土壤，達賴集團加緊采取欺騙手法，從2008年底開始明令要求所有境外藏人組織和人員千方百計“修補與海外華人關系”，“加強與漢人交流”。一方面達賴本人大幅增加與海外華人和華文媒體見面活動，到處宣稱，“我絕對沒有在漢藏民族間制造矛盾的圖謀，相反地，我時常為尋求西藏問題在漢藏民族長久互利的基礎獲得解決而進行努力”。還刻意挑選中國境內一些對政府不滿的人作為“漢人代表”進行推特連線，對劉曉波表示慰問，顯示他不反對“漢人”，重視“藏漢關系”。另一方面達賴集團還到處網羅一些流落在境外的動亂分子，成立所謂“藏漢友好協會”，召開一些“漢藏論壇”，征求他們對“藏獨”的建議。不過，達賴采取的這些措施效果的確有限得很，向境內搞的“網絡連線”毫無影響，海外華人抵制和反對達賴的聲勢還在不斷擴展，所謂“藏漢協會”、“漢藏論壇”等等，來來回回出現的都只是那幾張達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恐怕達賴自己都感到膩味。如果說這就是達賴認定的“成果”，我們也就權且當一個笑話一笑了之。

　　事實上，真正在藏漢民族之間挑撥關系、制造仇恨的就是滿嘴“慈悲”的達賴喇嘛本人。在他公布的“中間道路”范本——1987年“五點和平方案”中，就公然宣稱要把所有漢人趕出西藏。達賴在他2008年3月10日的聲明中稱，“在將近60年以來，全西藏的藏人在中國人的壓迫下生活”，“藏族人降低為在自己的國家里無關緊要的少數民族，迅速被人口更加眾多的中華民族所同化”。達賴連藏族人是中國人、藏族是中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都不承認，要把漢人趕出西藏，哪里有什么“漢藏民族長久互利”影子？

　　達賴不僅公開煽動民族對立，更險惡的是利用在印度開辦的各種學校向在境外出生的年輕一代藏胞灌輸這種思想，企圖把民族對立、仇恨延續下去。任何一個敢于正視事實和不帶偏見的人只要到達蘭薩拉，到印度、尼泊爾的藏胞學校去走一遭，去看看墻報欄，去聽幾節課，去與兒童和青少年做一次交流，你就會找到那種極端民族主義暴力情緒和“仇漢”心態的源頭，就會明白持暴力主張的“藏青會”為什么會一天天坐大。

　　2009年8月29日，一個居住在加拿大與達賴關系緊密的動亂分子在博客里登載了一篇《加米我們想象中的中國人》的文章，作者在印度出生長大，名叫丹增尊珠（TenzinTsundue），其中對中國人和他所受到的教育有這樣的描述：“一個不變的固定模式，在流亡藏人舞臺上的中國人形象，就是他們始終保持著殘忍和沒有笑容”，“在西藏難民營，戲劇性地講演西藏問題時的一幕：年老的西藏人對那些從沒有看到過西藏的年輕一代講述著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見聞。年輕的一代，就伴隨著這些故事，成長起來了”，“我記得觀看《頓珠叔叔》的時候：臺階上，當那位康巴戰士拿著匕首殺死了所有的中國士兵時，我多想成為那個英雄啊！稍后，在難民營和學校，我們的孩提游戲中，常常在雙方都是藏人的假想戰爭中殺戮彼此，而裝扮中國人的一方，一般來說，是軟弱的，是很容易被擊敗的”。

　　絕大多數的境外出生藏人就是在這種聽長輩和老師講述“中國人的殘忍”和“殺戮中國人游戲”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實際上更是受達賴集團“仇恨教育”摧殘的受害者。試想，一個在成天“殺戮彼此”暴力和仇恨教育中成長的人，他的心靈和性格能不產生扭曲和變態？他還能與獲得正常關愛的孩子們一樣懂得去尊重社會、熱愛人類？他還能真心與那個他臆想中被殺戮了不知多少次的“中國人”建立“良好友誼”嗎？

　　普遍敵視教育不僅影響到印度、尼泊爾新生代藏胞對“中國漢人”的態度，就是對國內的藏族群眾，只要和“漢人有來往”，只要在中國政府體制內工作，都被視為“叛徒”加以仇視，如果達賴集團有一天掌握有專政工具，這些藏族群眾的命運可想而知。就連因受達賴集團蠱惑而從西藏和其他藏區來到印度的藏胞也普遍受到歧視和排擠，名稱上被冠以“薩卻（意為“新來者”）以示和他們的區別；言行則必須痛罵漢人和中國政府；生活必須以他們印度化后的生活方式為標準，歌舞文化也要附和達蘭薩拉才是唯一正統的說法，否則都不能被達賴集團接納。一些藏胞不注意流露出幾句漢語或“漢歌”，或者批評幾句達賴集團，那就會受到“漢人特務”、“漢人走狗”等圍攻恐嚇，后果非常嚴重，不僅難以在印度藏人社區立足，有的還受到極端“藏獨”社團的懸賞追殺。逼得一些“薩卻”必須表現得比生長在印度的藏人更加極端、更加暴力、更加排漢反華，這樣才能求取立足、生存。

　　達賴卻似乎對這種狀態非常滿意。他在今年“3月10日聲明”中，繼續把2008年發生的暴力犯罪活動稱為“非暴力抗爭”，稱“年輕一代繼承西藏正義事業的真誠和勇氣，值得欽佩”。此前2月9日，達賴在印度泰姬瑪哈酒店更露骨地說，“2008年發生西藏事件時，包括10歲以上年輕人，約99％的藏人參與了活動，他們是為了這個民族的利益自發性參與活動，這種思想的巨大變化標志著一個偉大的轉折”。

　　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達賴在境外搞“仇恨教育”，不斷向年輕一代播撒民族對立的種子，反過來又大講他堅持“非暴力”，要求加強“藏、漢民族之間的接觸和交流”，不是顯得很虛偽嗎？就如馬丁·路德·金所說的那樣，有誰會相信這種仇恨的種子能長成善良的樹，結出和諧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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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