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起，北京等地嚴重的灰霾天氣，令公眾對PM2.5的關注急劇升溫。

　　這種直徑小于2.5微米的空中懸浮顆粒物，以“消光主因”、“健康殺手”等頭銜，成為國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小粒子、大問題”。雖然環保部《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征求意見稿已考慮將PM2.5納入常規空氣質量標準中，但這一預計2016年才實施的限值標準，究竟能對污染改善起多少效果？目前仍是未知數。

　　對此，多名環境專家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持謹慎態度。“這里面有很多值得考慮的問題，但最重要的一個，是我國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的持續。”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邵敏教授表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去解決PM2.5的問題，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復合型污染令PM2.5“隨時可能開花”

　　因經濟高速增長而導致“復合型大氣污染”，在邵敏教授看來，既是我國目前大氣污染的兩個突出特征之一，又是有效控制PM2.5的最大“攔路虎”。

　　“人們都說PM10是可吸入顆粒物，PM2.5是可吸入肺顆粒物，后者似乎只是比前者小，但防治起來卻復雜得多，因為二者的形成規律并不相同。”邵敏教授告訴記者，PM10主要來自直接的污染源排放，“而研究結果顯示，PM2.5有50%以上來自二次污染物，即污染氣體被氧化后形成的顆粒物。”

　　他表示，PM2.5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污染物，幾乎所有污染物都會在其中有所體現。PM2.5的相當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揮發性有機物在空氣中發生化學反應轉化生成的。

　　“這就是為什么PM10的質量濃度，往往到冬季燃煤季節時，才會明顯上去。但PM2.5在夏天，同樣也會形成很高的濃度。”邵敏教授說，“相應地，要控制PM10，只要把這類污染物的排放源控制住就可以。但要控制PM2.5，就需要控制多種污染源，進入一個多污染物聯合控制的階段。”

　　為何經濟的高速增長令“打擊”PM2.5格外困難？邵敏教授認為，困難首先就在于我國“短時間內集中爆發的多種污染源”，有條件讓PM2.5隨時開花。

　　“歷史上，歐美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霧霾天氣，比如1952年倫敦的‘煙霧事件’，美國上世紀4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洛杉磯煙霧’等。但是，前者的‘元兇’是工廠和住戶排出的燃煤煙塵，后者的‘元兇’多為汽車尾氣，我們目前的大氣污染，則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

　　邵敏教授告訴記者，在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在解決了煤炭燃燒物的污染問題之后，才出現機動車尾氣問題，然后又出現其他有機污染問題。“這些氣候變化的問題，是一個接一個地發現、解決的。”

　　“但我國的城市化速度和經濟發展速度實在太快，發達國家100多年的路，我們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因此，污染的問題也在極短時間內集中爆發出來。煤燃燒及其相關的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甚至還在有所發展時，就又出現了其他問題。”邵敏教授認為，由此形成的各種污染交織在一起的現象，為PM2.5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溫床。

　　在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張遠航教授看來，這意味著，要控制PM2.5，不僅要控制單一的污染物，更要對各種污染物之間的“關聯”進行協同控制。這無論在設備、技術還是人力上，對中國都將是一場持久戰。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