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3年到2012年，4%這個數字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經，牽動著一個改革中的國家的各個方面。
近20年來的歷任教育行政部門領導都為它頭疼過。為了它，國務院原副總理李嵐清被人當面指出“政府說話不算話”。
而今，現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終于可以長舒一口氣了。今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中央財政已按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編制預算，地方財政也要相應安排，確保實現這一目標。
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剛一結束，距離會場很遠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前校長沈士團就接到朋友的電話：沈校長，你呼吁多年的4%終于要實現了。
曾經是全國政協第九、第十屆委員的沈士團有個綽號：4%專業戶。
1998年第一次參加政協會議，他當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的面說：“政府說話不算話。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綱要》提出，在本世紀末財政性教育經費要占到GDP的4％，可這個比例卻在‘八五’期間嚴重下滑。1995年滑到谷底，只有2．41％。眼看著本世紀末就要到了，沒達到這個目標是誰的責任？”
領導當場表示：這個問題要解決。
問題解決起來卻沒有這么容易。這個比例緩慢爬坡，到2000年年底爬到2.87％，每年增長不到0.1個百分點。
沈士團以及很多人，不斷地提起這個數字。
21世紀開局良好，第一年就達到3．14％，突破3％的大關。2002年達到3．32％。大家都在預測，2007年4％就會實現了。沒想到，2003年降為3．28％，2004年下降到2.79％。
當委員第9年時，“4%專業戶”的大會發言，主題還是4%。
后來不當委員了，沈士團每年還要看教育統計年報。他能隨口說出2010年這個比例是3.66%。每逢參加教育部門的活動，4%還是他的主題。
當4%這個數字終于傳到他耳朵的時候，他興奮地強調自己的先見之明：“我相信這次真的能實現。”
“4%是教育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很多問題才有希望。”這位老校長說。
不過，在厲以寧委員看來，4%從來就不只是一個跟教育有關的數字。多年以前，正是他和一些人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當人均GDP達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時，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要達到4.07%～4.25%，才能實現教育與經濟的良性發展。
到2000年達到4%的目標由此產生。提出這一目標的那個年代，曾有聯合國教育官員說，中國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還不如貧困的烏干達”。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力說，嚴格地說，4%的實現是推遲了12年——盡管人們常常誤從1993年目標提出時開始倒計時。
張力說，推遲是因為許多非常復雜的因素，包括財政經費配置的體制機制，包括統計口徑。
總之，4%這個數字連接著多個領域的改革，而教育只是其中的一環。
財政部教科文司司長趙路在這個部門已經工作20年了。4%對他來說像個伙伴。
這20年來，4%始終沒有達標。其間，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更是升升降降。
今天，趙路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1993年全國的財政收入3000多億元，很大一部分用在經濟建設領域，教育的投入并不多。直到1998年，公共財政體系建立，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更多的投入用于民生，教育的窘況才有所緩解。
從2003年開始，他列席全國政協會議，年年都要到教育組，年年都要向委員們解釋為什么還沒有達到4%。有時委員們簡直是火冒三丈。從去年開始，隨著教育投入的增加，委員們的質疑聲小了，更多的是期盼。
全國人大代表朱永新建議，要建立一個政府向各級人大報告4%落實情況的制度，讓教育投入成為各級政府工作報告里必寫的內容。此外，在怎么花錢的問題上，要對重大教育投入有論證和公示制度。
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談松華說，4%是一個里程碑意義的成果，首先要考慮如何鞏固這個成果。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增幅較快，2012年達到4%，不等于2013年也能達到。教育投入應隨著經濟增長保持較高的增長。
談松華說，建立教育財政投入的長效機制，離不開財政體制的改革。
在北京理工大學校長胡海巖委員看來，即使4%兌現了，起到成效也是在幾年以后。不能用“養雞下蛋”這樣的時間尺度去衡量它，因為教育投資的效果不是立竿見影的事兒。
談到4%，中國石油大學教授陳勉委員說，如今很多委員是“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而自己是“天生的悲觀派”，常在取得成績的時候看到困難。今天，他在舉了一個教育怪現象的例子之后總結：“我們呼吁了20來年的4%終于可能達到了，但是教育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記者 原春琳 張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