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紐約東京等國際大都市，中國的‘北上廣’人口聚集程度還遠遠不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日前在中山大學演講中談到，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過程的自然趨勢，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從生產效率以及需求增長等方面，都能更好地拉動鄉鎮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他認為，“大”而“密”的城市化發展，更為符合中國的國情。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統計預測，中國的城市人口，將于2030年突破10億大關。周其仁也表示，在未來的5到10年內，中國城市人口將呈加速增長的態勢。
然而即便如此，中國還是處于“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狀態。201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為50.9%，工業占GDP的比重為26%，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工業化率為1.95。這一比例在美國為4.11，法國與英國則分別為4.11與4.09，而中國的這一數據僅為1.09。
周其仁談到，城市化的相對滯后，使得國內需求遠遠滿足不了國內的工業供應，因而國內的大量工業產品只能出口到歐美等地，“如此一來，金融風暴打擊了西方的經濟，中國的工業往往也是受害者”。
大城市更利降低收入差距
周其仁在演講中提到，目前中國的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廣州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人口聚集趨勢，但是程度上，與紐約東京，甚至是開羅等城市相比，還是遠遠不夠。
根據調查，日本的大東京地區僅占其國土面積的4%，卻集中了25%的人口，近40%的生產總值；開羅占埃及國土的0.5%，GDP超過全國一半。又如美國紐約，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卻集聚了1800萬人口，創造了全美國10%的GDP。而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國的一成多。
“為什么在農村沒人賣早點，城市卻有人賣早點？”周其仁舉例談到，城市人口集聚，一個2000萬人的城市，只要有1%的人買早點，便是一項很大的需求。而農村發散的人口顯然是不能形成這種需求的。因而，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能夠帶來更為強大的內需。
他認為，大城市的高生產效率以及高需求，往往更能帶動鄉鎮地區的發展，從而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他談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極高的美國、日本等國家，城鄉收入差距往往不大。
他表示，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的真正含義，不是地區總收入的平等，而是人均收入的平等。因而“大”而“密”的城市化發展，更為符合中國的國情，更有利于降低城鄉收入差距。
廣州擴大地鐵修建 八九不離十錯不了
不少地方盲目追求城市化，沒有結合具體情況在當地建設了許多城市設施，在演講中，周其仁針對中國目前各地的一系列“造城運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現在很多地方，進了城有鄉村的特質，出了城有城市的特質。”他表示，這些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鄉一體化。
他談到，由于這些“造城運動”的成品往往不能集聚足夠的人口，使得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從而降低了城市的密度，“很多省城，甚至要將自己的面積翻一倍以上，這其實是一種反城市化”。
因而他認為，隨著人口的集聚，資源也更多地集中到大城市中來。“人口密度大的地方，資源使用后才能產生更高的回報”。他表示，諸如北上廣等人口集聚趨勢明顯的大城市，則應該給予更多的城市投資，才能保證這些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他談到，交通擁堵就有城市投資的需求，因而“廣州擴大地鐵修建，八九不離十錯不了”。
大城市病要依靠人才來“醫治”
針對大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將帶來嚴重的“大城市病”的疑問，周其仁表示，目前北上廣的確出現了一些“大城市病”，諸如擁堵、人員混雜、犯罪基數大等。但是他認為，“不光大城市有病，小城市也有病。”他說：“用一句不是很嚴謹的話來說，有病的大城市，也比沒有病的小城市強”。
他談到，“大城市病”的產生，主要出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能滿足由鄉入城的移民，城鄉隔絕造成的后遺癥仍然存在以及對“密度”的管理缺乏經驗。
因而他認為，要解決城市病，不宜通過“反城市化”，抵制外地人進入北上廣的手段。真正的解決之道，是培養高密度空間的管理理念，以及培養大量的相關人才，以填補一直以來，中國城市管理人才的巨大缺口。（文/記者徐靜、李婧喧 通訊員吳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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