蹬著自行車，揣著地圖，花六年時間，跑遍百余村落，退休教師費仲興為的是一份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在他看來，當數字變成名字，就有了溫度和歷史。當有人試圖否認那段歷史時，也有人應當找出明證——
為834個亡魂找回姓名
費仲興在言家村與村民交談
數學老師費仲興和數字打了一輩子交道。退休前，他又和數字較上了勁兒。
這次，他是要把一個抽象的數字變成一份具體的名單。為了這份名單，他蹬著自行車，花了6年工夫，跑遍了南京城東湯山地區100多個自然村。
登上這名單上的人都早已死去，死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在位于南京江東門街的遇難同胞紀念館名單墻上，刻著數字“300000”，而如今官方能提供的名單，只有14000多人。
“這段歷史得說清楚。”費仲興冷冷地說。在南京炮兵學院任教期間，這位數學教授被學生們描述成“嚴謹得可怕”。
“南京炮校”坐落于湯山鎮，是南京的“東大門”，也是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向南京進攻的最后關口。平時，費仲興喜愛騎車在學校周圍遛彎。為了回答學生對“炮校”歷史的追問，這位教授有時會探訪附近村莊里的老人。
2001年5月的一天，宕山村年近80歲的崔廣榮對費仲興說起，75年前的春節，“炮校”附近的村莊曾被日軍放火焚燒。
費仲興很驚訝。此前他一直認為，南京大屠殺僅發生在南京城內及長江南岸。他跑圖書館、檔案館，查找湯山鎮的這一段歷史，幾無收獲。他開始琢磨著，要尋訪在世的大屠殺見證者。
對費仲興來說，這就像是一道“證明題”，需要嚴密的推論過程，且和所有學術研究一樣，“來不得半點虛假”。
一碗稀飯下肚，跨上自行車，費仲興一般早上7點就從學校出發。2001年他已年近60歲，體力正在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標是以“炮校”為圓心，半徑15公里范圍內的村莊，要挨個去一遍。
遇上村民他就打聽，村上是否有80歲上下的老人健在。找到人，他先核實年紀，然后便問，“還記得跑反時的事？”“跑反”就是躲避戰禍，在湯山工作多年，費仲興熟悉這里的方言。有些老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南京大屠殺”，但說起“跑反”的經歷，“他們刻在腦子里一樣，清清楚楚。”費仲興說。
“現在講這些還有什么用呢？”一位老人曾反問他。“我要把你吃過的苦記下來，講給我的學生聽。”他答。
陸軍指揮學院教員王民田曾是費仲興的學生。在他的記憶里，“費老上課要上到每個人都明白才肯罷休”。幾乎每堂課結束前，他都會站在講臺上，一遍遍地問：“誰有問題？”要是有人哪里聽不懂，他就跑到宿舍去指導，直到“弄懂為止”。
最初兩年，他的調查只在周末進行。 2004年退休后，只要時間和天氣允許，他都會一早出發，調查的范圍也逐漸擴大。
“再不搞清楚，就來不及了。”費仲興覺得時間越來越緊迫，當年見證歷史的老人，正在大批逝去，他停不下來。
早上出門，中午回家，下午把談話記錄整理好，再敲進電腦里——費仲興嚴格遵照著這樣的時間表。在他書柜的底層，摞著十幾本筆記，翻開來看，除了密集寫滿行間的口述，更顯眼的是間或出現的一組組人名。
“說清楚一件事，要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費仲興扳著手指頭慢慢說道，然后他豎起大拇指，重重地強調：“這幾個要素中，人是核心。”
因此，人名是費仲興最看重的事。在他看來，每個名字都曾是一個具體的生命，他要記下他們生前的樣貌和臨終的慘狀。大部分遇難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餅”這樣的綽號。老人說不出完整名字的，費仲興就在姓氏后畫上圓圈。
有時，為了確認一名遇難者，他要找好幾位老人獨立敘述，相互印證。90歲的龐家邊村民劉素珍曾目睹日軍“削梨一樣”屠殺了13名“跑反”者，費仲興花了3年時間才找到他們的原籍，證實劉的口述，并獲知8個姓名。
一個有價值的訪問對象，費仲興至少要談3次，最多的要談十幾次。中國青年報江蘇記者站原站長戴袁支也致力于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田野調查，根據他的描述，費仲興習慣先讓被調查者“無拘無束敞開來聊”。事實上，除了拍照和確認細節，最后他還會將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讀給老人聽，讓他們審校事實。
“做事非常認真，有毅力。”張連紅評價道。2002年，這位南師大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讀到費仲興寄給他的《南京湯山日軍暴行調查實錄》，馬上將該文推薦發表，成為“學術界第一篇揭露日軍在湯山暴行”的文章。
上個世紀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發動全市力量，找到大量當年的大屠殺幸存者、遇難者家屬進行口述回憶。但這一調查，并未將城外、郊區發生的屠殺納入統計。
從2004年起，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先后3次立項資助費仲興的調查。在合作開展的研究活動中，他為志愿者們做方言培訓，也為暑期實踐的大學生擔任領隊。
“手把手地教是費老的一貫作風。”王民田回憶道。
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學生也曾因欽佩和好奇跟隨他走街串巷，尋訪老人，但“去個一兩次就不再去了”。
身邊的同道來來去去，只有費仲興仍數年堅持奔走在田野調查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話說，叫“走進歷史的深巷”。然而，這“深巷”中，能被他覓得的人和事，都正在消失。
“這可以說是搶救性的工作。”戴袁支表示。
費仲興把訪談對象的照片翻得嘩嘩響，“看這個，再看這個，不過一兩年，這幾位都不在了。”
在能夠被回憶和陳述的往事里，有人失去家人，有人失去鄰居和朋友，有人在刺刀下受了重傷，有人至今因受槍聲刺激而聽不得鞭炮響。“但大多數人都很平靜。”費仲興表示，“畢竟這么多年過去了。”
時間并非能夠治愈一切。一次，有位老先生撩起衣衫，將自己身上的傷疤一一展示。還有一次，有位老婆婆帶費仲興去自己的母親墳上祭拜，想起母親死時的悲慘，老人哭坐在地上。
費仲興替老先生合上衣衫，也為老婆婆拍拍后背。每每遇到這樣的情況，他總是一言不發。
“我不想說什么安慰的話，沒用的。”他從不愿對調查對象的生活做出任何“干預”，只是掏出本子，記下他們的訴說。而對于拒絕提起那段往事的老人，費仲興不會多勸。他不懂心理學，只知道“ 不能強迫別人”。
同樣，他也不愿強迫自己。“我做這事全憑興趣，不是打仗拼命。”費仲興坦言，遇上雨雪天氣，他從不逞強外出。
幾年下來，他跑遍了湯山地區3個鎮子100多個村莊，超過半數遇難者的故事和名單，是他用自行車蹬回來的。因為身體日漸衰老，他添置了電瓶車。要去更遠的地方，他就坐長途汽車。熟悉他的師生遇見他總會問，“又出去啦？今天去哪？”
校園里的香樟樹長得越發濃密，水杉也躥得更高，費仲興名單上的名字卻終于不再增長。“老人走了，村子拆了，1987年版的地圖不管用了”。他也成了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眼睛花了，黑發摻進銀絲，走在路上，步子越發慢下來，僅剩個“齊步走”的軍人架勢。
最終，費仲興的名單上共有834個名字。他收集來的口述被編入《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他尋訪來的名字被刻上遇難者名單墻。
比起名單上的逝者，費仲興同樣關注幸存者。在訪問過的350位老人中，他幫助22人成功申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發放的“幸存者證書”，從而讓他們得到生活補貼，很多人的子女都和他保持著聯絡。戴袁支戲稱，“老費好人一個，是軍民關系搞得最好的軍人”。
83歲的潘巧英至今記得父親被日軍刺死時的景象。那時她只有7歲，前一刻剛飽餐了一頓肉菜，蹦蹦跳跳地出門去玩。后一刻，她已躲在爐膛邊的柴草里，眼睜睜看著刺刀把自己變成孤兒。
帶著這位幸存者，2011年12月，費仲興受邀登上了日本8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殺證言集會論壇。某次宣講，日方反對者用喇叭對著會場高聲抗議。然而，他并未感到畏懼，“因為說的是真話，所以一場比一場講得更好。”
歷史的證言藏在每一個細節里。比對著如今的“炮校”辦公樓，費仲興舉起一張黑白照片。雖然已經過去了70多年，還是不難看出，照片里拍攝的正是那座頗為宏偉的建筑。老照片出自侵華日軍攻陷南京的日方報道。
費仲興不想煽動民族仇恨。他也會用佳能牌數碼相機，更不反對人們購買日貨。對于中日關系問題，這位老人讀報紙、看電視，保持關心，謹慎談論。
只是當日本人拿出種種證據，證明沒有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時，他心里就較勁兒了。“這重要、那重要，還有什么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作為老師，他希望自己能讓學生以史為鑒。而作為數學研究者，他更想為這道“歷史的證明題”提供“證明條件”。
在這一點上，猶太人始終是費仲興的榜樣。二戰后，龐大的納粹屠殺遇難者搜集、核實工程從未停止。如今，“猶太人大屠殺遇難者姓名中央數據庫”可通過互聯網向全世界提供300萬名左右遇難者的姓名、出生地、遇難地點等信息。
2003年，南京湯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間第一塊紀念大屠殺遇難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費仲興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設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還查清了1938年春節日軍在西崗頭制造大屠殺慘案的真相。2006年清明，在南京市江寧區西梅村西崗頭，另一塊更大的紀念碑高高聳起。
“費仲興教授堪稱南京大屠殺民間調查第一人，一位非歷史專業出身的南京大屠殺研究方面的專家。”在為費仲興撰寫的書稿《城東生死劫》作序時，張連紅寫道。
如今，費仲興已搬回南京市區。他換了一輛新自行車，除了載小孫子上學，他仍然蹬著車，繼續他的田野調查。眼下的目標，是尋找抗戰前國民黨軍隊在紫金山修筑的碉堡。妻子跟他去過幾次，“好累，但他覺得幸福呀，誰要管他”。
“他只愛外面的人，只管外面的事。”妻子一邊拖地，一邊擦著額前的汗水嗔怪。她形容丈夫就像是“家里的親戚”。
麒麟鎮的金茂芝老人84歲了。不久前，他由兒子帶著，去往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在名單墻上，他找到父親金兆坤的名字。“太好了，費老師。”除了這句話，老人再也無法表達出什么。
在這面中國的“哭墻”上，已經刻下1 萬多個名字。然而費仲興總覺得，比起30萬，這面墻還顯得空空蕩蕩。(記者 秦珍子文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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