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天，中國兩會釋放出清晰的改革信號——
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繼十八大報告之后再次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當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團審議時強調：改革“要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亮相……
種種跡象，彰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決意披荊斬棘、深化改革的信念。出席會議的代表委員們認為，現階段改革向縱深推進，既迫在眉睫，又步履艱難；惟其如此，步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中國改革，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重點如何突破——一些曾經的改革受益者淪為阻力，沖破盤根錯節的利益固化藩籬，考驗勇氣，更考驗智慧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必須取得突破——共識形成多年，進展并不如意，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既有權力。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委員分析，同30多年前普惠式改革相比，今天的改革面臨的局面復雜得多：一些系統性的利益格局已經固化，當初的一些改革受益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已經淪為改革繼續推進的阻力，要打破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必然困難重重。
“在固化的利益格局里，權力異化是典型特征。”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代表說，本次政府機構改革與職能轉變同步推進，一個重要著力點就是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將該管的管好，將不該管的放下。
成都市長葛紅林代表說，受利益驅使，現在一些政府患了“多頭癥”：有問題時，多個監管部門相互扯皮，責任模糊；有利益時，大家一哄而上，雜亂無序。政府自身改革，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
所謂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無非是這些地方利益固化程度更為嚴重，對利益格局重新“洗牌”的難度更大。政府改革如此，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資源價格、財稅體制等改革莫不如此。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代表專門做過統計，“目前在戶籍上有60多種城鄉不平等的福利。”僅一項戶籍制度改革，背后牽扯多少利益關系？
敢啃硬骨頭敢涉險灘——這種義無反顧、攻堅克難的信念，引起代表委員強烈共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委員說：“改革與危機賽跑，這并非危言聳聽。當前只有通過改革攻堅化解深層次矛盾、創造新的制度紅利，才能真正掌握改革和發展的主動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深化重要領域改革，需要更加堅定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某些搖擺傾向值得警惕：一方面說要對既得利益格局、對壟斷行業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又在自覺不自覺地強化壟斷行業地位，強化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受到行政權力的威脅，另一方面又下不了決心限制政府強勢；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區域差距過大等引發的民生問題、社會問題越來越突出，另一方面又沒有足夠的底氣向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宣戰等等。這些傾向不扭轉，改革攻堅很難進展。
路徑怎樣選擇——總是用“新人新辦法”勢必影響社會公平，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協調，當以大多數人利益為基準
北京市民王洋自2011年北京搖號購車政策實施起就參與搖號，苦等兩年多仍沒“中簽”。他說：“我認同政府限車的措施，但那些已經有好幾輛車的家庭沒有限制，我這樣無車家庭卻沒法購車，這公平嗎？”
“現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動或效果不佳，一個重要原因是只針對新增的改革對象，而無法觸動早期改革的既得利益群體。”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認為，如果僅有增量改革回避存量改革，不僅無法實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改革本身也容易陷入“路徑依賴”，難以取得重大突破。
無房戶希望降低房價，但買了房子后就希望房價漲；沒有戶口時呼吁戶口放開，一旦享受了城市福利后，就會對外來人員產生抵觸情緒……處理不好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關系，社會公平問題凸顯，就會成為改革的阻力。
遲福林委員認為，新時代深化改革的特點之一就是面臨的利益矛盾更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又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調整，對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平衡將牽動和影響發展穩定的大局。
“我們30多年來的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路徑必須在探索中不斷調整和完善。如果說以前的改革是先從增量改起，到了攻堅期，要改存量。”蔡繼明代表說，勇氣不是不顧各方面的意見，智慧在于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決策過程必須兼顧各方面利益，防止“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要用最小的妥協、忍讓，換得改革最大的同情和支持。”
只做增量改革，相對易于操作但有失公平；推進存量改革，阻力更大卻利于形成共識。矛盾如何協調？路途如何選擇？得失權衡、利害取舍，要靠真勇氣和大智慧。
“改革選擇什么路途，必須首先考慮這種選擇是不是保障了大多數人利益，是不是體現了社會公平，是不是推動了時代進步。”葛紅林代表說，改革出現局部的、短期的陣痛并不可怕，但只要最終讓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人民就能理解。
動力來自哪里——一味依賴頂層設計或將貽誤改革，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握手成拳”，才能聚合最大正能量
30多年前，中國改革起步時，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基層探索。當年的“單兵突進式”探索性改革如今已演變成“綜合配套式”自主性改革，任何一項改革都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再單純靠“摸著石頭過河”已然無法順時應勢，強化頂層設計成為越來越迫切的課題。
在今年兩會上，“頂層設計”成為熱詞被一次又一次提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委員透露，養老金雙軌制問題正進行頂層設計；李大進代表建議，新型城鎮化要在立法、規劃層面做好頂層設計；王長江委員呼吁，對上下級黨委、政府關系的調整，應當納入頂層設計范圍……
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通過頂層設計，對改革走向、改革重點、改革路徑等進行統籌安排、科學謀劃是必須的。“但是，過分依賴頂層設計只會延誤改革。”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委員認為，改革本身是一個逐步摸索、逐步變遷的過程，頂層設計最多是個方向，下面必須因地制宜自主探索。
代表委員們表示，解決好改革動力問題，必須將頂層設計與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結合起來，調動和整合全社會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強大合力。
“行之有效的改革，大多是頂層設計和實踐探索有機結合的產物。”遲福林委員認為，只有鼓勵大膽探索、勇于開拓，包容失敗，才是尊重規律、尊重實踐。過去30多年，正是因為經濟特區爭當改革的“先遣隊”，一大批改革政策才得以在全國推廣。
蔡繼明代表提出，目前許多基層改革試點制度上有創新和突破，但難免與現行的法律法規有沖突。這些改革探索一旦成熟推廣，就需要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完善，保障改革的正效應實現最大化。
[ 責任編輯：芮益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