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三公消費突破9000
億并不是新聞。盡管曾有財政部相關人員出來辟謠，但在缺乏明確數字統計和說明之前，公眾顯然更傾向相信于這一數字。
需要指出的是，三公消費由于各種原因，要統計起來十分困難。三公消費與三公經費并非一回事，若要從根本上降下三公消費，除應加快政府機構改革、削減政府手中權力外，還應建立現代的預算制度和民主監督機制。
3月24日，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辦以“三公浪費的治理”為主題的沙龍，來自全國多地的十余位專家學者與會。專家估計，近年來，全國三公消費總額突破了9000億元，相當于2012年全年財政收入的10%。
值得期待的是，記者25日從財政部獲悉，財政部目前正在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審議預算法修正案草案做準備，并已完成了預算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
9000億，數字的準確性有待確認
全國三公消費突破9000億，并不是新聞。
三公消費，即公款吃喝、公務用車和公務出國消費。2006年3月12日，中國青年報引用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劉光復的話說，“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2000多億元”。當年10月31日，《新民晚報》引用《瞭望》周刊報道，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2007年3月，中國青年報引用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稱，“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干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從1999年到2006年，這三筆款項加起來，三公消費就可能已達9000億。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王錫鋅曾指出，三公消費9000億，還不包括行政管理費”。此后雖有財政部門人士出來辟謠，但仍沒有一個更為明確與詳細的數字及說明。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9000億三公消費，這個數據沒有可靠的出處，準確性和真實性都有待確認。
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6月財政部公布，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93.64億元人民幣。
劉尚希指出，“三公消費”與“三公經費”不是同一概念。“三公消費”是民間對公款吃喝、公務用車和公務出國消費的統稱；“三公經費”是指各級財政按照有關規定，通過財政撥款安排給相關部門及其所屬單位，用于因公出國(境)、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和公務接待等方面的支出。
“三公在政府收支分類、預算科目里頭沒有這種科目，它要從這些科目里頭一項項的摳出來，”劉尚希說，“但是哪一項支出屬于三公就應該有界線，比如說開會，開會得用餐，開會用餐是算會議用餐還是三公里頭的招待？就得有個標準。”
劉尚希認為，可以肯定的是，“三公經費”沒有9000億這么多，從近兩年預算的角度來看，“三公經費”逐年下降。
“‘三公經費’絕非越少越好，更多應該強調‘適度’。所謂‘適度’，首先是看有沒有嚴格執行預算。”劉尚希說。
難以界定，成數字統計難點
三公消費是政府財政開支的一部分，用的是納稅人的錢。財政部公開的資料顯示，2012年全年的公共財政收入117210億元。其中，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達100601億元，占財政總收入的85.8%，如9000億的全國三公消費數字屬實，將有8.9%的稅收用于政府消費。
此外，專家估計的9000億三公消費也不缺乏“資金來源”。財政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交的2013年預算草案報告顯示，2012年政府收入達18.48萬億元，與財政收入相差6萬多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曾分析，這說明，有6萬億左右在體制外循環，掌握在各級公共機構手中。
“關于它的使用沒有納入預算管理，許多‘三公消費’都是在體制外收入里實現的，”竹立家分析，“所以‘三公消費’迄今為止還是一本糊涂賬，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
劉尚希認為，三公消費數字難以準確統計的另一原因是該項消費難以界定。“舉個例子，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在外面吃飯、娛樂，卻由企業或是個人‘買單’，這會不會統計到‘三公消費’里面？”劉尚希說，“現在很多單位有小金庫，這些錢大多是通過罰款創收等手段獲取，也很難統計到‘三公消費’里面。”
中央政府曾頒布許多文件(或禁令)遏制三公消費，從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也采取過一系列舉措，其中主動公開三公消費成主要方式。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頒布的“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專家稱此舉將有效遏制“三公過量消費”。
但在竹立家看來，目前多數地方政府的三公治理成效并不顯著，原因在于政府預算沒有細化。
“大約是到類和款，幾乎沒有到項和目，因此無法判斷哪些‘三公消費’是否合理。”竹立家說，“這樣無法禁止一些單位用‘三公消費’挪用或擠占公共財政資源。”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范柏乃分析，社會公眾監督嚴重缺位是導致三公消費支出攀升的原因之一。
存在灰色利益鏈，規避監督
中央提出八項規定以及“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要求以來,公款吃喝之風有所收斂。
專家指出,三公消費除了公開的項目外,還有一些未公開的項目,要遏制其中的“跑冒滴漏”“損公肥私”行為,客觀上存在阻力大、反復性強、隱蔽手段多等問題。
為逃避監督,一些單位開始打造豪華“食堂”,用餐考究程度不亞于星級酒店；個別單位先搞“集資聚餐”,再以獎金、補助等形式發還給員工。
據了解,一些奢侈品牌也“入鄉隨俗”,通過模糊開票即不列商品明細的方式,“積極配合”公款報銷,形成“心照不宣”的灰色利益鏈。
此外，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進行的4個省調查顯示,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購辦公用品過程中,近80%的辦公用品價格高于市場價格1.5倍,有的甚至高于市場價6倍～37倍。
負責此項調查的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田禾認為,導致高價采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公布的最高限價是根據“媒體價”計算的,而“媒體價”是某些生產商與經銷商自定的,并不能夠真正反映市場價格。
“同時,政府采購信息披露不充分,監管不到位,也是政府采購價格高于市場價格的一個原因。”田禾如是說。
劉尚希認為，這可以通過政府機構改革、轉變職能的方式去解決。
“政府手上沒有那么多的審批權，擁有的權力也受到監督和制約，這樣就會讓這些職能部門一方面沒辦法去罰款創收。”劉尚希說，“企業和個人也沒事求你辦，即使要辦事也是按程序來，不用搞‘潛規則’，‘三公消費’自然就降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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