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張芳曼
最大困難：城里房價太高
農民工市民化正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農民工自身對市民化怎么看？阻礙農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有哪些？
4月11日，記者獲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課題組對此進行了專門調研，并形成了正式報告。
課題組歷時半年時間，在北京、四川、廣東、陜西、湖北和浙江開展了調查。
調查顯示，在“您準備在這座城市繼續住多長時間”一題中，61.95%的農民工選擇“能待多久就待多久”，31.09%的農民工選擇“如果可能就在這兒安家住下去”，還有6.96%的農民工選擇“住上幾年”。
農民工愿意定居城鎮的原因有哪些？調查發現，排第一位的是“城市就業機會多，收入有保障”，占55.70%，排第二的原因是“子女能進城上學”，第三是“能學技術長見識，有發展前途”，第四是“享受城鎮公共服務”，“城市看病方便”排第五。
不愿意定居城鎮的原因里，排第一位的是“買不起房”，占65.29%，第二位原因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第三、四位原因分別是“能與家人在一起，孝敬父母”和“農村有地有房子”。約有13.71%的農民工選擇“我們根本不屬于這里，遲早要回去”。
調查同時顯示，“沒有住房”是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難。一半多的農民工認為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難是“沒有住房”，占55.12%。
根據調查，59.93%的農民工愿意在城鎮買房，改善生活和子女上學是農民工愿意在城鎮買房的兩大原因。40.07%的人不愿意在城鎮買房，主要原因是房價太高，占到73.45%。26.29%是因為“工作不穩定、沒必要買房”，10.66%是因為“城市污染嚴重”。
重大障礙：城鄉二元制度
課題組認為，農民工市民化首要障礙是城鄉二元制度。我國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二元制度，使得已經離鄉、離土、進城的農民工，無法成為城市的真正居民。
近年來，戶籍制度改革雖有所突破，但大中城市尤其是京滬廣等大城市的戶口放開有限。
這意味著，農民進入城市從事新職業，卻很難改變原有的農民身份，在社會中形成了有別于農民和城市居民的第三類群體，在城市內部又形成新的城市二元結構，包括居住社區上的二元結構、享受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利上的二元結構、就業上的二元結構。
其次，勞動權益受損，抑制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意愿。目前仍有不少農民工未簽訂勞動合同，農民工勞動條件普遍較差，工資水平明顯偏低。
第三，公共服務不足，減緩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進程。目前，大部分地區未對農民工住房問題提出一個系統性、長期性、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公租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基本上不對外來農民工開放。義務教育階段以公辦教育為主，接收農民工子女就學的格局基本形成，但地區不平衡，農民工子女學前教育和異地高考問題突出。
第四，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有偏差，加大農民工市民化的難度。
國際經驗表明，現代化過程總是伴隨著農業份額的大幅度下降和城市化的推進。而在我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這種結構的偏差，很大程度反映在農民工身上。近1.6億的外出農民工在城鎮的二、三產業就業并創造GDP，卻因種種障礙，無法完成市民化真正成為市民。
首要任務：公共服務均等
課題主持人、人社部勞科所所長鄭東亮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既要在數量上實現相當部分農民工身份、工作的轉化，更要在質量上實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交往、價值觀念等與城市居民的融合。
他表示，農民工市民化的目標可以定位于，在未來20年，以平均每年800萬人的規模增長，到2030年完成市民化的第一階段轉換，即身份、工作、公共服務的市民待遇；第二階段則是更長時間的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融合、與城市文化生活融合。
屆時，伴隨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完成，農民工問題有望得到徹底解決。
課題指出，促進農民工市民化，要統籌考慮城市布局，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避免出現“大城市病”、“貧民窟”。
要調整區域發展布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須做好迎接東部地區產業梯度轉移的準備，促進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就業。
與此相對應，加大農民工培訓力度，培養新型產業工人，鼓勵農民工從事第三產業，尤其是家庭服務業。
農民工市民化，要實施哪些措施？
課題組認為，首要任務是破除二元制度障礙，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特別是五項公共服務。即子女教育、居住、醫療、養老保險和精神文化生活。
同時，要強化輸入地政府屬地管理責任，根據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務資源。按照公平原則，將農民工納入當地公共服務體系。
課題組特別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工的財產權利，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應當允許他們帶著這些權利進城，有利于規范發展農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本報記者 白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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