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汽(香港)7月底在港交所發布公告，三位曾經的省部級高官出任中國重汽獨立非執行董事，年薪為18萬元人民幣。在中國的上市公司，退休高官擔任公司的獨立董事或是其他職位早已不是新聞。早在2011年，一項針對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的調查顯示，當時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獨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請的擔任不同職務的前任官員達到了1599人，其中近500人擔任獨立董事。

    官員退休了，是不是就只能“告老還鄉”，而不能繼續“發揮余熱”？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既然退休的名醫依然可以繼續懸壺濟世，退休的設計師也仍然是香餑餑，那么，退休高官，似乎不能因為人家跨界政商，便遭羨慕嫉妒恨。

    不過，當退休高官剛剛脫去了官服，旋即便投身商界發揮余熱，這背后固然不乏退休高官的資歷與人脈所形成的個人價值使然，但政商身份之間的無縫切換，的確難免引發公眾的猜忌與質疑。

    盡管政商本該各有邊界，各司其職，但政經之間的密切關系，其實不言而喻。任何政策的出臺與調整，也無不意味著利益的重新分配。于是，為了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商業組織試圖影響政策，對權力公關，可以說從未休止。而相比對官員的直接商業賄賂，為官員退休之后在商業領域提供可以安享回報豐厚的位置，往往成為更加隱蔽的權力公關手段。由此形成的權力“期權化”，既避免了官員身陷商業賄賂，又可以在退休之后名正言順的獲取巨額的商業回報。當政商勾結則可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實現，其所隱含的對公共利益的損害，也就更加令人擔憂。而類似的政商“旋轉門”所引發的政治丑聞，更是不乏先例。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商的隔離，顯然不能僅僅是從政時不得經商。既然政商之間的勾連極有可能超越官員的從政期，那么，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也就有必要對權力施以更苛刻的約束。政商身份之間的無縫切換，也就不應被容忍。事實上，就連企業人員的跳槽，尚且要接受競業禁止的約束條款，退休官員從商，也就更需要接受額外的約束與限制。

    而針對“旋轉門”現象，各國也無不出臺限制規則。美國法律規定，官員退休后，在一定期限內禁止在與其職責相關的商界任職，而且官職越高，“冷凍期”將越長。不難設想，這一規則的設立，官員通過自身職位為企業謀利，將不能在退休之后通過“旋轉門”很快兌現，對于權力“期權化”交易的破解，可以說相當有的放矢。而類似的規則，在國內其實同樣存在，對于退休高官企業任職，《公務員法》明確規定兩三年的冷卻期。但現實中，這一規則是否得到了遵守，又有無相應的監管機制，恐怕值得追問。而企業高薪聘請退休官員的背后，究竟看中的是怎樣的資源和才干，退休官員又創造了怎樣的價值，也同樣需要接受輿論的監督。

    事實上，唯有相關的規則明確了，監管機制真正到位了，官商身份切換的隔離與冷卻期得到嚴格的執行了，退休官員“秋天的故事”，才能堂堂正正地“唱響”，而不必因其過往的身份，而背負原罪，遭受質疑。(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