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報記者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新京報記者 李丹丹 攝

　　黃潔夫或許是醫衛領域中最忙碌的退休高官。

　　他是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也是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常務會長。

　　每個頭銜背后，都是這位70歲老人為之奔與呼的公共事業。

　　從某種程度上，他有一個退休官員的生活節奏，在兩會期間每天也堅持寫毛筆字，最近在抄寫《蘭亭集序》；然而，他的視野從未遠離社會，亦從未缺席與器官捐贈和控煙相關的重大場合。

　　談器官捐獻

　　前兩月器官移植手術比去年同期翻倍

　　新京報：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一年來，器官捐獻情況怎樣？

　　黃潔夫：以前的器官來自司法渠道，質量沒有保障。如今器官來自于醫院而不是刑場，所以更加安全。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器官移植手術，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在未來幾年內，中國會成為世界上器官移植手術的第一大國。

　　新京報：你今年的提案是呼吁把腎移植納入大病醫保。器官移植的手術很多，為何特別呼吁這個？

　　黃潔夫：器官移植事業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去年，我國已實現了移植器官全部來自于公民自愿捐獻，器官移植變成公開透明的醫療服務。

　　腎移植救治尿毒癥病人，屬于政府應提供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也符合我國當前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推行的“保基本”的醫改政策。將腎移植納入大病醫保，可以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在參與器官捐獻善舉的同時，也能享受到移植醫療服務的正當權益，體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新京報：器官移植手術的費用如何？

　　黃潔夫：腎移植大約要20萬。在我國發達地區，肝臟移植需要60萬，在欠發達地區是30萬左右。心臟移植差不多也是這個價格。目前器官移植不在基本醫保的范圍內，這對于貧困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

　　新京報：如果納入醫保，政府是否能承擔得了這個成本？

　　黃潔夫：我國現有不少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等地已將尿毒癥病人透析納入了大病救助，實際上腎移植納入大病醫保，能大大節約政府負擔的基本醫療費用。病人移植術后生活質量，也大大優于透析治療病人的生活質量。

　　新京報：器官移植有望納入醫保嗎？

　　黃潔夫：很快了。器官移植在很多國家都屬于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之所以被納入基本醫療服務的范圍，不是因為手術費便宜，而是因為對病人而言，這是一次“生與死”的選擇。這是生命的權利，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衛生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民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中央政府一定會做這個事情。

　　談控煙

　　今年兩會未見委員抽煙

　　新京報：今年兩會的時候，看到委員抽煙了嗎？

　　黃潔夫：沒有了，在會場內是沒有煙灰缸的。從去年開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都下發了通知，禁止代表委員在會場內抽煙。從去年到今年，社會和百姓的觀念跟前幾年相比都有很大改善。

　　煙草上癮不能過于責怪抽煙的人。需要社會共同努力，每個國家控煙都有一個過程。這幾年，我國控煙取得了明顯進步。煙草企業是我國納稅大戶，所以必須要妥善處理好民生和健康的關系。

　　新京報：你是負責領導干部醫療保健的醫生。高層領導抽煙情況怎樣？

　　黃潔夫：高層領導抽煙的情況比較少，很多領導都不抽煙或已經戒煙。鄧小平同志在晚年生病時也戒煙了。

　　新京報：領導干部有和你咨詢戒煙的嗎？你給他們提什么建議？

　　黃潔夫：地方領導都會和我討論抽煙的事情，以前他們總是有很多理由。比如他們說吸煙可以防止老年癡呆、可以預防非典、可以延長壽命等等理論。這幾年，這種情況大大地減少了。我調研的時候，地方領導沒有在室內抽煙的。

　　新京報：有統計說北京近三成學校周邊百米內有煙攤。有人說政府應該禁止校園附近的小賣部賣煙？

　　黃潔夫：我向來不主張用行政命令來解決問題。我認為這不是根本的方法，控煙是應該通過教育的方法而非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比如學校和老師應該在學校對青少年介紹吸煙對身體的害處，這是根本。

　　談醫改

　　公立醫院改革須引入競爭機制

　　新京報：女孩怒斥號販子的視頻，您看了嗎？當時有何想法？

　　黃潔夫：有人把這個視頻轉給了我。看了后，很讓人氣憤。

　　但我們要考慮，為什么社區醫院沒有號販子？這也是我國醫改面臨的一個艱巨任務：優良的醫療資源不足以及結構性的矛盾。簡單說，大醫院集聚了大量優良的醫療資源，醫療資源沉不到基層去。

　　新京報：這反映了什么問題？

　　黃潔夫：醫改從執行層面上，對我國醫療資源總量不足與結構性矛盾關注不夠，民眾“看病貴、看病難”至今未能得到根本緩解。

　　醫改僅聚焦于醫保層面提標、醫院內部管理，對在計劃經濟條件形成的我國現行醫療服務體系并未觸動，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調整，公立醫院試點集中在縣級醫院，位處醫療服務鏈的“下游”，而“上游”的大醫院改革未積極推進，至今未產生可推廣的模式。

　　新京報：醫改措施的執行，在其他政府部門的配合上，會遇到一些困難？

　　黃潔夫：很多醫改措施大多停留在文件上，無法落地。與醫改相關的政府部門有20多家，“九龍治水”，理念不一致，一些政府部門成為醫改的阻力，博弈各方都習慣性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往往違背衛生經濟學規律，經常事倍功半或無疾而終。

　　新京報：有哪些解決辦法？

　　黃潔夫：今天中午吃飯，醫衛界別一個全國政協委員告訴我，號販子出8000塊來買他的號，他拒絕了。這號販子不死心，找到了這個醫生帶的一個博士生，出3000塊。我就想，為什么不用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新京報：具體來說呢？

　　黃潔夫：我國的公立醫院大都采用“高投入推動高收入”的運行模式，現在大型醫院業務收入每年以10％－20％的速度增長，醫藥增長遠遠超過GDP發展與國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政府財政與醫保支付的錢，有相當比例均花費在虛高的醫療商品價格上，這種公立醫院的運行機制是難以持續的。

　　我以前說，我國沒有一家真正的公立醫院。因為醫院要自己掙錢，因此有逐利的性質。這導致了醫生給開高價藥物和一些不必要的檢查，都是為了創收。

　　我國“行政化＋商業化”畸形的公立醫院的事業單位體制應該改變，必須要引入競爭機制，鼓勵社會辦醫和促進民營醫院發展，推動醫改中的“供給側結構改革”。

　　新京報：政府的角色應該怎樣轉換？

　　黃潔夫：政府的作用是“監管市場與支持創新”，而不是“計劃性經濟手段干預”，有些措施被證實阻礙了醫改目標的實現，需要修正。

　　政府的責任是支持和監管，應該用政府這只有形之手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醫療規則，去建設一個醫生為主體的、自由流動的“人力資源”市場。

　　政府的政策導向不應是限制醫生，而應鼓勵醫生勤奮工作，獲得與自身服務相稱的勞動價值和合法收入，要激勵醫務人員創新服務模式，為病人提供低廉高質的服務。

　　新京報：公立醫院改革的一大任務之一是“去行政化”和“逐步取消行政級別”。這個改革進程怎樣？

　　黃潔夫：這個改革特別難，但也特別必要。上一屆政府就已經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但是在我國真正實現這個目標，還有一段路要走。我相信，在這屆政府任期中，能夠完成這個事情。

　　★新聞內存

　　我國器官移植手術數量創新高

　　去年，我國完成了11000多例移植手術。這是我國器官移植歷史上移植手術數量最高的一年，同時也是質量最好的一年。

　　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以前中國每百萬人捐獻器官的比率是0.02%，現在是2.1%，捐獻數量在亞洲排在第一位。

　　黃潔夫介紹，經過測算，腎移植的費用在20萬左右。根據衛生經濟學的分析，腎移植與透析治療的比較，腎移植的醫療費用只相當于兩年左右的透析治療費用。移植術后免疫抑制藥物等治療費用，僅是每年透析費用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