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曉林

　　曹寶華

　　張曉慶

　　朱建民

　　【勞動合同法】

　　新京報訊 （記者郭超）昨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對于企業和雇員，勞動合同法的保護程度是不平衡的。“本意是保護勞動者，但可能最終損害了一些勞動者的利益。”

　　當天，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在北京召開，樓繼偉在記者會上發表上述觀點。

　　“職工不努力，企業很難解雇”

　　樓繼偉表示，現行勞動合同法是以標準工時制為基礎，不適合靈活用工。對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在“沒有訂單的時期會比較為難”。此外，薪酬的過快上漲可能造成企業成本上升，使企業遷至其他國家，最終減少勞動者就業機會，損害的還是勞動者的利益。

　　“這幾年薪酬上漲是超過勞動生產率的，長期這樣是不可持續的。這里有各方面原因，不能說跟勞動合同法沒有關系。”樓繼偉說。

　　樓繼偉同時表示，現行勞動合同法對在職職工保護較多，但職工可以提前一個月不說明原因辭職，會影響企業對員工技能培訓的投入；另一方面，如果一個職工工作不努力，企業很難對其解雇，“位置只能被占著，對新入職的職工就會形成歧視”。

　　一個月兩提勞動合同法問題

　　在今年2月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樓繼偉也曾以學者身份表示，勞動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勞動力市場僵化。職工可以不說明任何原因辭職，但企業主不能隨意解雇工人，這降低了企業投資人力資本的意愿。去年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演講中，樓繼偉亦提出過類似觀點。

　　“這些問題會對整個經濟產生影響，財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因此受到了影響，我們需要做出矯正。”樓繼偉說：“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財政部是個宏觀部門、綜合部門，修法不是財政部的事。但看到問題要指出來。”

　　★焦點

　　“職工與企業可以協商工資”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總工會副主席、農民工，這些都是巨曉林的身份標記。昨日，針對勞動合同法問題，巨曉林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從公平性來說，當前的勞動合同法對職工和企業是一樣公平的，而且現在工資也可以協商。

　　巨曉林表示，通過實地調查，他發現目前確實存在企業用工成本高的問題。例如，社保方面，跟相關規定，國內用工單位一般要給職工繳納20%的養老保險，職工自己繳納80%。“這個20%的比例與國外相比，算很高”。

　　同時，勞動合同法里規定的養老保險也有幾個檔次，不同企業繳納的養老保險標準有差異，企業也可以按低標準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這方面也可以協商。例如，現在也有針對農村地區的“新農保”，新農保基金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構成。

　　巨曉林認為，當前企業用工成本高的原因中，產能過剩占一部分，為職工繳納的社保成本也占重要一部分。“在征求用人單位和職工雙方意見的基礎上，養老保險可以適當下調”。

　　“農民工雖相對弱勢，但不需要特殊對待。在法規面前人人平等。”巨曉林說。 新京報記者 李婷婷

　　“勞動合同法對企業保護不足”

　　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北春風集團董事長曹寶華提交了《關于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建議》。他認為勞動合同法過度偏袒勞動者，致使企業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對企業保護明顯不足，建議修改部分偏頗條款。

　　曹寶華舉例說，勞動者只要提前一個月書面通知用人單位，就可以解除勞動合同，而對勞動者離開給企業帶來的損失沒有規定具體的法律責任。他說，這些條款，降低了勞動力市場雇傭的靈活性，弱化了企業用人權、管理權等。

　　“企業破產也要支付員工的補償金。那些干得不好，沒有積極性的員工也不敢輕易開除。勞動法是在保護惰性。”曹寶華說：“對企業來說，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工資、保險這些支出嚴重抵消凈利潤，讓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難以承受。這兩年經濟結構調整，企業壓力更大，也導致現在部分工廠搬到越南、印尼。”

　　因此，曹寶華建議，修改現行勞動合同法，解決勞動者可以炒雇主，雇主無權炒勞動者的現象。既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又要鼓勵企業采取多種形式用工，明確規范臨時工、鐘點工、兼職、勞務派遣等就業形式的法律關系。 新京報首席記者 蘇曼麗

　　“打零工的農民工很少企業繳社保”

　　全國人大代表張曉慶是湖南山河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職員。自稱來自“農民工”群體，近日也在關注勞動合同法修改的消息。

　　她說，目前農民工繳納社保的情況是，正規公司都會按規定繳納保險金，但是打零工的幾乎沒有企業繳納社保。

　　例如在建筑行業內，農民工未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張曉慶說，其直接后果是這部分人群很難享受工傷保險，“在這個領域內的保障基本還是空白”。

　　她認為，若要修改勞動合同法，則應當明確，農民工出來打工要有正常的合同制，如果雇傭農民工半年或者1年以上，企業必須給購買各種保險，“只要有商務登記的公司，都必須這么做”。

　　政府部門還應加強監管。一是監管企業繳納保險情況；二是監督農民工繳納情況。“有的農民工喜歡多拿錢，繳納保險意識不足。”

　　張曉慶認為，還應明確要求工資增長要跟上經濟發展水平。現在物價太高，工資一年漲幾十塊錢根本跟不上生活水平的變化，所以建議農民工工資逐年增長的比例要大一些，“福利待遇好了，我們也更有干勁”。 新京報記者 黃穎

　　“政府可適當承擔部分五險一金”

　　全國政協委員、遼寧奧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建民認為，從責任角度來看，目前的勞動合同法沒有問題，因為合同是雙方的契約；但從經濟負擔和企業用工成本角度講，目前確實存在一定問題。

　　朱建民表示，現在企業的用工成本一是稅高、二是費高。目前五險一金是由員工和企業各支付一部分，政府并不承擔，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總體而言，目前存在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夠、企業用工成本較高的問題，不是勞動合同法本身的問題。”朱建民說，國家財政也有責任解決職工的社保費用，不應該只是由職工和企業承擔。目前，處在經濟機構調整期，企業經營也面臨困難。因此當前，政府應該“出手”，減輕企業用工成本。但“減輕”的并非員工的社會保障水平，而是由政府提供財政支撐。否則，企業的用工成本就像滾雪球，越滾越虧最后可能就破產了，市場活力也會下降。“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了給企業減稅降費，但我覺得力度還可以加大。”

　　朱建民建議，政府應承擔一部分五險一金，這部分并非補貼給企業，而是補貼給職工。例如，企業工資支出中用于五險一金的35%費用，政府可以承擔10%，企業承擔20%，而職工承擔5%。這種情況下，企業用工成本過高的現象就能化解，市場活力也會相應提高。 新京報記者 李婷婷

　　★案例

　　“勞動者仍處弱勢地位”

　　劉暢（化名）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編輯，入行已有3年。這三年來，她的稅后工資已經從4000多元漲到6000元，社保也會隨著工資漲一些。

　　劉暢認為，工資剛性增長不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不準確，“物價也在上漲，但生活成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花銷仍比較緊張”。

　　對于公司提供的培訓機會，劉暢表示，出版行業對培訓有硬性規定，所以每年都會有員工培訓，“但培訓課程的質量不高，對業務能力提升的幫助有限。”

　　此外，劉暢還介紹，現在公司的社保和公積金幾乎都是按最低標準交的，按照目前公積金的繳納水平，買房時不能按最高標準貸款。“我之前在的公司甚至只交三險一金。我覺得勞動者仍處于弱勢群體，尤其是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劉暢說。

　　對于勞動合同法要修改，劉暢希望能夠增加休息天數，“北京通勤成本真的太高，并希望條款能更考慮女性職工的特殊情況。”

　　“用人成本高沒資金培訓”

　　馬曉輝是一家私企的老板，開公司已經十多年，公司20多名員工。馬曉輝認為，現在員工社會保險的開支比較大，根據要求，繳納的金額每年以8%－10%幅度遞增，不僅必須要交還要每年增加，給企業帶來很大的負擔。

　　據馬曉輝介紹，每個月公司要給員工繳納的五險一金平均1000多元，員工的工資在五六千之間，人力成本占公司收益的至少50%以上。

　　在員工培訓方面，馬曉輝表示，由于目前人力成本已經很高，沒有太多的資金投入到員工培訓上。

　　馬曉輝希望，能夠盡快降低企業繳納社保的比例，減少企業的人員開支，“現在經濟不景氣，很多企業都在裁人。我的員工已經跟了很多年，所以現在寧可收益少點，沒有降薪或裁員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