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8日——20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考察。習總書記此行考察內容廣泛，舉凡扶貧、宗教與民族工作、東西部對口幫扶、生態保護等等。筆者認為：總書記寧夏行的“一頭一尾”至關緊要，凸顯了“長征”與“脫貧”兩大關鍵詞。

　　總書記將考察的第一站，選在了80年前紅軍長征最終會師之所——固原市西吉縣將臺堡，從北京直飛固原后，驅車70多公里，向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敬獻花籃并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總書記將實地考察精準扶貧情況貫穿全程，更于考察活動最后一天，召集22省份相關負責人，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繼續推進其20年前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時躬身推進的對口幫扶事業。

　　“長征勝利會師”與“推進脫貧攻堅”，集中呈現于寧夏沃土，可謂一“古”一今，又可謂亦“古”亦今而亙“古”亙今，這是已然發生和正在上演的史詩般的鴻篇巨制。讓我們一起，盤點下“長征”與“脫貧”兩大關鍵詞的會通之處。

　　其一，“長征”與“脫貧”都確屬生死攸關之役。人人皆知，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實際上，這一評價也完全適用于長征本身。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和將臺堡會師，標志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紅軍置之死地而后生，履險如夷，浴血奮戰，沖決“敵軍圍困萬千重”，奪取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機、別開生局的關鍵。同樣，正如習總書記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所言：“全面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現有人掉隊。”貧困人口不脫貧，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就存在“突出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就無法圓滿“收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就完全無從談起。而就其難度而言，西部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革命老區、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程度深、扶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又構成了脫貧攻堅的短板。“短板”必須補足，“長征”不能止步。去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即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去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又一次強調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性，并進行了全面部署，進一步明確要求、細化安排、落實責任。小康決勝階段，脫貧攻堅是關鍵一役！

　　其二，“長征”與“脫貧”都彰顯根本政治立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紅軍長征的勝利，不僅是一次戰略轉移的勝利，而且是我們黨堅持人民立場和群眾路線的勝利。長征奠定了黨在今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堅持人民立場和群眾路線的理論自覺。依靠人民立場和群眾路線，紅軍有效發揮了“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作用，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支持，為戰略轉移勝利及至抗戰和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取得民族團結工作的進步，不僅贏得了少數民族群眾的支持幫助，還為今后制定和建立正確的民族統戰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創造了有益經驗。同樣，“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看貧困老鄉能不能脫貧”，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標志性指標，是“十三五”時期的重大戰略任務。脫貧攻堅彰顯了我們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和強烈的責任擔當，絕不是無關緊要的事，而是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關人民福祉、事關黨的執政基礎的大事，這既是一個民生問題、發展問題，更是一種政治態度、政治立場。正是由于我們黨始終不忘初心，恪守人民立場，“長征”也好，“脫貧”也罷，足以使“中華民族積蓄”了“太久”的“能量”爆發出來，共同去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其三，“長征”與“脫貧”都堪稱史詩性的奇跡。習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的紅軍長征，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曾于1984年重走紅軍長征路的美國著名記者、《紐約時報》副總編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在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感慨道：“中國1934年的長征不僅僅是象征。中國紅軍的男女戰士用毅力勇氣和實力書寫了一部偉大的人間史詩”。同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6億中國人脫離貧困，最早實現了貧困人口減半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城鎮化空前發展，中國人整體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然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城鄉、區域發展仍不平衡，中西部特別是偏遠農村的生存生活條件還很差，有的地方甚至連吃水都困難。按2015年年底的統計，我們的任務是實現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比英倫三島總人口加起來還多700萬，比法國多400萬。脫貧攻堅之役的勝利，勢將進一步書寫華夏大地的人間奇跡，成就中華民族對人類發展事業的巨大貢獻。

　　其四，“長征”與“脫貧”都體現黨的高超領導力。毛澤東在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曾講：“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也好，扶貧也罷，無前人先例可循，無萬能理論可依，都缺乏教條肆虐的空氣，教條主義只能乖乖讓位于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長征是拼出來的，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習總書記指出：扶貧開發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所面對的多數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抓工作。“行百里者半九十”，萬里長征要咬牙走完最后一公里，扶貧攻堅要精心打通“最后一公里”。脫貧攻堅，除了一般常說的長期性、持續性，還有一個精準定位的問題，中央關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矯治脫離實際、強制脫貧的“扶貧急躁癥”，與長征鍛造出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高度一致的。長征的勝利，離不開黨的優秀領導集體和廣大紅軍指戰員的大局意識、團結精神和嚴明的組織紀律性；同理，脫貧攻堅必須把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長期堅持下去，“這在世界上只有我們黨和國家能夠做到，充分彰顯了我們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

　　陜甘寧地處西北偏僻地區，受自然條件等多種因素制約，扶貧難度相對較大，脫貧工作一直牽動著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心。1973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同來訪的越南勞動黨同志訪問延安，這是總理1947年3月18日離開延安后第一次回延安。“周總理！我們的周副主席回來了！”延安人民奔走相告，歡呼著，不停地招手，不停地跳躍，幸福滿滿，笑容洋溢。當周總理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生活比過去好，但比周圍其他地區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有部分群眾困難較大時，他語氣沉重地說：“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他們用小米養活了我們，養活了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犧牲。今天他們仍然過著這樣艱苦的日子，我們要好好地想一想，我們對不起這里的人民。”他對地委的同志說：“今天不是怪你們，我是總理，我有責任，我希望你們努力，多想辦法帶領這里的人民，改變落后的面貌。等你們搞好，我再來延安，再來看你們，向你們祝賀。”總理去世后，《周恩來選集》等書出版，鄧穎超大姐遵從總理的心愿，將二萬元稿費請中央辦公廳寄給了延安。

　　彌補周總理之憾，必須牢記“長征永遠在路上”。陜甘寧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陜甘寧又構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出發點。習總書記于此行明確指出：“到2020 年一定要實現全部脫貧目標。這是我當前最關心的事情。”時代在變，任務在變，但長征精神應當永放光芒。“長征精神的內涵”，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面對形形色色的敵人決一死戰、克敵制勝”。有了這樣的精神，就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就能夠走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長征之路。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