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多位業內專家獲悉,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領域,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加速推進,這也將成為近期將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明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線。而作為推動農業供給結構轉型的最重要的工具,明年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已經露出端倪。

　　在我國自2004年全面放開糧食市場的同時,中央提出了價格調控的主要手段,對稻谷和小麥兩大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國家委托符合一定資質條件的糧食企業,按國家確定的最低收購價收購農民的糧食。之后,政府擴大了價格調控的農產品種類,玉米也被納入框內,臨時收儲收購政策應時而生。在“托市”政策的支撐下,2011年下半年以來國內糧價持續上漲,逐步超過進口糧價,產生愈發嚴重的倒掛趨勢,極大刺激了糧食進口數量的快速增長。在多重壓力下,2014年中央決定開始探索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與政府補貼“脫鉤”的改革。

　　實際上,近期發布的《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糧食行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和《全國農村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均對未來五年的農業價格改革作出了具體安排。專家表示,根據我國已明確的中長期規劃,主要農產品中的水稻和小麥將繼續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未來五年內這兩大品種的價格形成還難以與政府補貼“脫鉤”,明年農業價改的“硬仗”可能還將集中在玉米和大豆兩個品種之上。

　　由于我國前幾年都一直在執行玉米臨時收儲政策,抬高了國內玉米價格。但國際市場上玉米接連豐產,價格不斷走低,直接導致國內外玉米價格差距越來越大。與此同時高庫存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目前臨儲玉米總庫存超過了2.7億噸。即便2016-2017年度我國玉米產量為零,國儲庫存里的玉米也能夠滿足我國一年的玉米消費量。這也是我國糧食供求結構性矛盾最突出的一個領域。

　　于是,2016年國家在內蒙古和東北三省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將以往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國家發改委經貿司副司長劉小南表示,玉米收儲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玉米價格由市場形成,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調節生產和需求,生產者隨行就市出售玉米,各類市場主體自主入市收購;另一方面,建立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給予一定財政補貼,中央財政補貼資金撥付到省區,由地方政府統籌補貼資金兌付給生產者,以保持優勢產區玉米種植收益基本穩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告訴記者,現在看來,明年玉米價格也要繼續放開,執行價補分離的改革政策,這也意味著實施了長達8年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完全退出歷史舞臺,這將成為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突破口。

　　正如李國祥所言,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是我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場硬仗。目前,在稻麥口糧生產保持穩定的同時,庫存壓力大的玉米要調減3000萬畝以上,市場緊缺的大豆面積要增加900萬畝以上。也就是說,玉米在執行價格改革的同時,大豆的價格改革也需要同時推進。

　　我國從2014年開始取消東北大豆臨儲政策,試點大豆目標價格改革。大豆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當市場價低于目標價時,根據價差和種植面積給予種豆農民補貼。有關政府部門今年多次針對這項改革工作進行了調研,但明年是否要繼續執行這項改革措施卻引發了市場爭議。在一些專家看來,這項試點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記者在吉林省部分產區采訪發現,大豆價格啟動改革這兩年,由于“隨行就市”持續走低。去年,敦化、蛟河等地每公頃玉米純收入已是大豆的1.5倍以上,導致大豆種植面積“斷崖式”下降。不少農民直言,目前種植大豆與玉米的收益仍相差懸殊,農民種地就圖個效益,種植大豆沒有吸引力。敦化新立瑞豐家庭農場“場主”張朋波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去年每公頃大豆產量4500斤,市場價1.8元/斤,目標價格補貼約0.2元/斤,總收入9000元,扣掉種植成本4000多元和租地成本4000元,實際收益1000元左右。而一公頃玉米能收入1.2萬元左右,而成本僅高出1000多元,純收入將近3000元。”

　　但也有專家認為,現在就判定目標價格試點是一個無效的改革嘗試有點言之過早。東北某大豆協會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大豆目標價格能在隨行就市的前提下,有效抵御國際市場的低價沖擊,而且這個制度是個不干涉市場的綠箱政策,它才實施兩年,還看不出這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他表示,現在也沒有更好的替代手段,因此如果有關部門需要討論明年是否取消目標價格試點時,需要更加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