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核電發展

　　編者按 有媒體日前報道，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負責人接受采訪稱，未來10年中國將建60臺核電機組。這引發了又一波“疑核”“恐核”“反核”的輿論風潮：傳聞日久的“核電批量化建設”終于落地，建這么多核電機組，安全嗎？經濟新常態下，全社會用電量增長乏力，這會否造成新的產能過剩？等等。凡此種種，都是公眾熱切關注的議題。本報從今天起刊登直面中國核電發展的系列報道，為讀者釋疑解惑。

　　“中國未來10年將至少建設60臺核電機組”，無疑是核電領域近來最大的新聞，引起網民熱議。公眾關注的核電批量化建設終于塵埃落定，究竟意味著什么？

　　10年60臺，算不算冒進？

　　“10年建60臺核電機組”，在傳播層面十分吸引眼球，事實上卻不是什么新鮮事——國務院發布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早就提出：到2020年，在運核電規模將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規模達3000萬千瓦。

　　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專家委員會委員林誠格解釋，要完成國家規劃，按目前在運28臺、裝機容量2614.8萬千瓦，在建26臺、裝機容量2912萬千瓦計算，到“十三五”末，可以達到5800萬千瓦，但少了3000萬千瓦在建規模；所以“十三五”內需再建28—30臺機組。按同樣速度，到2025年，還有30臺左右需建。

　　10年60臺，算不算冒進？看一看我國能源綠色低碳發展目標這一大背景就清楚了：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5%，單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30年，更分別達到20%左右和60%—65%，且2030年前后碳排放達到峰值，并力爭盡早達峰。“要兌現我們對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各門類綠色低碳能源就必須按類分解這一發展目標”。核電到2020年在運58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是一個最起碼的量”。

　　福島事故改變不了核能安全、清潔的結論

　　日本福島核事故對社會公眾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接受的”。

　　在強調這一基本點的同時，輻射防護專家、中核集團潘自強院士，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何建坤教授，中廣核蘇州熱工院周如明研究員等，對福島事故作全方位深度解析之后指出，福島事故改變不了“核能是安全、環境友好能源”的結論。

　　潘自強的研究表明，在環境影響方面，不同能源鏈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比較，褐煤、煤、石油、太陽能、水力、生物質、風能、核能中，核能依次排在最低；對人員健康的影響方面，核能的輻射照射也遠遠低于煤。

　　事實上，福島事故之后，世界各國發展核電的基本格局并未改變，用林誠格的話講，“該發展的還發展，該棄用的還棄用”。德國、意大利重申棄核，跟福島事故本身無關；而福島之前，中國核電批量化建設，在規劃、監管、技術、裝備制造等方面已經“萬事俱備”，福島事故一下子中斷了這一進程，中國核電可以說是福島事故“最實質性的受害者”。

　　目前，世界在建核電機組總共65臺，其中中國26臺、俄羅斯9臺、印度6臺、美國5臺、韓國4臺。而在福島之后積極發展核電的國家還有英國、南非、波蘭、土耳其、芬蘭、羅馬尼亞、捷克、阿聯酋、越南、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建設的核電站均為第三代先進機組。

　　公眾面對核能，為何心理格外脆弱？

　　核事故概率、損失遠遠小于車禍、礦難等其他事故，為何公眾心理面對核能時格外脆弱？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多年前中國工程院在天津舉辦的第139場中國工程科技論壇“我國核能的科學發展”上，包括15位院士在內的業界專家的歸納令人印象深刻。

　　——核能“原罪”。人類首次利用核能，很不幸地是在戰爭場合。二戰結束前廣島、長崎上空的那兩朵蘑菇云所帶來世界末日般的巨大傷亡，是所有“核恐懼”的根源。這使核能理所當然地背負了“原罪”，“你可以令人信服地縱談和平利用核能、人類控制核能的美好前景，但卻很難抹平那樣慘痛的原始印記”。

　　——核事故的滯后和擴散效應。盡管核事故死亡人數遠少于礦難、車禍，但像切爾諾貝利那樣的核事故直接導致了一座中型城市“空城”的災難，其后果至今尚未處置干凈，“這對人們心理的連鎖沖擊是難以用具體數字形容的”。

　　——核能的神秘感。核電站區別于常規電站的最大不同，是在“常規島”前端被稱為“核島”的反應堆，常規島跟普通電廠一樣，所有人一看便知；而核島因核能的特殊性，反應堆被全部置于嚴密的安全殼內，外人不得其詳。這就使核電蒙上一層神秘面紗，而“神秘的東西容易引發恐懼是人之常情”。

　　可被知的核安全，是公眾的“定心丸”

　　國內某核電站立項之初，在選址環節，有反核人士向前來溝通的院士質詢：“你就一句話告訴我，核電站到底安全不安全？”作為負責任的業內專家，當然不能“一句話”回答，而是嚴謹地用一堆“多少個ppm”的事故概率來表述其安全指標，結果當然是“你這么大專家都不敢說是安全的，那就一定是不安全的”——很明顯地，在這里，此“安全”非彼“安全”。

　　林誠格和他的同事郝東秦這樣看待此事：絕對的、100%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坐公交車安全嗎？”要求絕對意義上的安全，等于“幻想一種完全無風險的能源”，“主張一種毫無代價的收益”，這是不現實的。所以，一方面要回歸理性，回歸常識：所謂安全，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足夠大的利益＋可以承受的、可控的風險”，而業界要做的就是“盡可能降低風險”；另一方面，講究技巧、通俗易懂、無縫對接的溝通也十分必要，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

　　面對公眾的心理關口，林誠格和郝東秦也時時反省：業界雖然有編得很漂亮的核能科普小冊子，有定時不定時的核電站“公眾開放日”活動等，但“覆蓋面還是不廣”，宣講、溝通“還是不深、不透”。最關鍵的是，要把業界習以為常的“蠻不講理”的監管，“不惜代價”的安全設計，無孔不入的核安全文化，“無條件順從”的安全程序，“嚴格到苛刻、細化到極致”的安全質量管控等等一切，讓公眾知曉。僅僅自身做到安全、哪怕是工業領域最高級別的安全是不夠的；一個可被知的核安全，才是公眾的“定心丸”。

　　“民間反核”違背事實、夸大數據

　　包括此次在內，國內核電領域一有新動向，總會引來一些不同聲音，影響公眾、甚至決策。以往，這些都被概括為“民間反核”。

　　“‘民間反核’，與大數據分析結果和事實不符”。郝東秦列舉國內有核的7個省份，發電量占比分別為：浙江16.7%，廣東15.6%，福建15.4%，遼寧8.9%，江蘇3.7%，山東和廣西新投運。事實是，核電站所在地居民、地方政府沒有“恐核”“反核”的；而且，隨著時間推移，當地民眾對核電的態度，呈越來越放心、親和的趨勢。以國內最早的核電站、已運營25年的秦山為例，所在地海鹽已成為有名的“核諧福地”。受此正面效應引導，那些尚未建設的廠址地，普遍都表現出“就盼著你們來”的積極姿態，以最有希望首批獲建內陸核電站的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寧、江西彭澤最為典型。

　　郝東秦和林誠格分析，“反核”傾向不限于中國，世界范圍內，“恐核”“反核”跟“挺核”的對立由來已久，歷史上僅有的幾次核事故無疑推高了“反核”的聲音；只不過，“反核”在輿論層面所獲的共鳴似乎從未像福島之后這樣明顯。但在中外，其實際效果卻大相徑庭。

　　林誠格介紹，在美國，“反核”的聲音也在福島之后一度高漲，但由于相關法規體系健全，以美國核管會(NRC)為核心的監管制度有力，政府既定核能政策并沒有實質性改變。而在國內，相關法規體系同樣健全，監管標準和監管制度亦屬最早跟國際接軌，核電規劃經無數業內外專家學者反復評估論證后正式發布，卻因為輿情而實際“停擺”。他由此提出國家核電政策如何保持相對穩定性的問題——“是舉全國之力、上千名業內外專家經十幾年反復科學論證的結論可信，還是少數人用違背事實、夸大數據來綁架輿論的說法靠譜？”

　　(科技日報北京1月3日電 記者 瞿 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