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一些專家學者關于產業政策討論引來很多人關注。對于我們這些吃瓜群眾來講，他們的觀點有待論證，而如何才能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辯證互動關系，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或許才是我們更應當思考的問題。

　　從我國的改革實踐和探索來說，“放權”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的措施。國務院累計分9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占原有審批事項的36％，超額完成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三分之一的承諾。多數省份行政審批事項減少50％左右，有的達到70％。

　　國務院有關部委和省級部門普遍具有“既放又管，放管結合”的理念，但有效的監管機制、監管方式方法還沒有完全建立。缺乏有效的監管，成為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的軟肋。不少部門和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會批不會管”“以考試培訓代監管”等情況，有的甚至對“審批很迷戀，對監管很迷茫”。據新華社記者報道，山東某縣的建設項目立項階段涉及6個部門，用地審批階段涉及2個部門，共需提交160多類文件……投資審批仍存在“千里長征”。“紅頂中介”悄然轉入地下，收費壟斷、利益輸送現象也依然不少。

　　根據形勢變化準確把握時機、力度和節奏，改革發展就可能事半功倍。如果說這4年來，簡政放權改革方向重點是通過向市場、社會和地方政府放權，“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革煩苛之弊，施公平之策、開便利之門”；那么今后的方向，或許就是總理近日所強調的，“放與管相輔相成，更有效的管就可以更多的放，管得好才能放得活”。

　　有了“更有效的管”——不是讓政府當甩手掌柜，而是要在落實放權責任的同時，也落實監管的責任，既防止放不到位，又防止出現監管真空；就可以“更多的放”——以群眾、企業、市場滿意不滿意為出發點，群眾最不滿意的要多放，企業反映最強烈的要先放，市場亟需的要快放。要從政府“端菜”轉為群眾“點菜”，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避免在數字上做文章。

　　更重要的是，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企業“法無禁止即可為”，“權力清單”與“負面清單”一道，將“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牢牢握緊。通過政府“有效行為”換來市場“大有作為”，用政府自身一時的痛換來人民長遠的利，促使“放管服”齊頭并進，加強配套改革，創新監管方式，走出“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如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全球范圍內得到重新審視。經濟學家維托·坦茨認為，盡管干預有缺陷，但政府仍然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功能應該是讓市場變得更有效率，而不是取代市場。在探尋政府最優職能的改革實踐中，專家和學者還會繼續進行討論，或許只有時間和效果才能給出最后的答案。（年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