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降費減負”成了聚焦實體經濟發展的一個熱詞。前不久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國務院部門要帶頭以更大決心清理和降低涉企收費，盡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清費舉措”。早前1月國務院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中央領導也明確表態，“政府要堅持過緊日子，從而為企業減稅降費騰出空間”“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在經濟轉型升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這樣的要求不難理解。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從“玻璃大王”曹德旺到娃哈哈掌門宗慶后，企業家們對減輕稅負的呼聲越來越高。在稅收改革持續加大力度進行的同時，“費”自然而然地成為新焦點。娃哈哈曾反映自己繳納過533項收費，引發輿論嘩然，雖經核實實際收費項目縮減至212項，但其2015年高達7412.07萬元繳費數字，依然備受關注，尤其是核定的35項協會商會會費、訂刊費等，顯得非常扎眼。企業稅費是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直接影響企業再投入的經濟能力。清理和降低企業收費，不僅是政府回應企業心聲的責任，也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

　　稅費負擔，表面上看牽扯的是企業經營成本，但歸根結底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關系問題。如果說涉稅的部分相對固定、明晰的話，那么費的部分則往往具有很大彈性，且經常是隱性的、模糊的。一些中介機構利用政府影響違規收費，一些行業協會商會以強制企業入會的方式違規收費，這些行為背后，依稀可見的都是行政權力的影子。政府的手伸得過長，企業自然會以一種博弈的方式回縮，實體經濟發展必然受限；行政權力干預越多，市場機制就越難發揮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無從談起。更重要的是，一旦政府與市場跳出法定邊界，政府與企業關系犬齒交錯，那么公共權力的任意性就會大大增強，腐敗行為也會隨之滋生。所以，降費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降費關鍵在規范政府行為。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立約”，闡明二者各自領地，何處能為，何者可為。按照新一輪“放管服”的改革要求，重點就是抓緊制定實施和逐步完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切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降費還要特別重視那些變了形式的管制和干預。最近頗受關注的海口用紅頭文件恢復國務院已取消的職業資格認定，就是典型一例。一些稅費清理改革之所以對企業而言沒有“獲得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名義上的費用取消了，卻又增加了新花樣；相關管制部門不收了，卻又授權協會、事業單位“暗度陳倉”。所以，不僅要“立約”，還要監督這些清單的執行落實情況，以免上有政策、下搞對策，明著執行、暗處一套，“縣官不如現管”。

　　要求“國務院部門帶頭降費”來“以上率下”，不僅是說這些部委辦要帶頭落實各項制度、清單，帶頭規范自身權力，依法行事，而且還應該暗含“頂層設計”的要求。在一個典型的“條塊結合、上下一體”的行政體制下，下級機構的設置往往對應上級管理、考核需求而存在。上面有評比，下面就會有行動，改革能不能落實到基層，上層的做法、要求具有極強的導向性。另外，在壓力型考核體制下，相比于上級的“統籌”“指揮”角色，下級更多承擔了落實、執行的職能，如果上級只給政策不給投入，那么下級就只能“發揮特長”去“開源”。因此，降費不僅僅是稅費改革，也是上下權力的理順過程，只有權責利相一致，好的政策才能執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