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這是今年我國最重要的主場外交活動之一，具有重要的全局意義。為此，圍繞“加強國際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實現共贏發展”這一論壇主題，中國經濟時報精心策劃、組織系列報道，以充分闡釋“一帶一路”核心理念，總結建設的積極進展，全面反映會議盛況和國際社會積極評價，展現中國經濟新特點、新變化和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張。

　　值此高峰論壇倒計時之際，本報特推出“時報聚焦一帶一路”系列報道，以高端訪談、權威解讀、地方實踐、企業案例和大數據分析等多種形式，全景式、多視角深入報道“一帶一路”三年多來取得的豐碩成果，為高峰論壇鋪墊預熱。

　　時報聚焦一帶一路·智說

　　趙磊：聚智、強效精準發力“一帶一路”政策溝通

　　(資料圖片)

　　――訪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趙磊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張娜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三年過去了，“一帶一路”建設各方面成果都超出了預期，被置于“五通”之首位的政策溝通也不例外。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趙磊4月14日在北京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說，三年多來，中國已經與“一帶一路”沿線及相關國家構建了多層次的政策溝通機制，促成一系列標志性項目落地，成效顯見、亮點紛呈。下一步，在加強“一帶一路”政策溝通時，不僅要以理服人、以利服人，還要以“例”吸引人，創新溝通方式，精準、有效傳播“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

　　趙磊認為，“一帶一路”知識供給不足是當前政策溝通的最大瓶頸。鼓勵學者、專家、智庫多“在路上”，多有“行者之見”，真正打通“己學”和“彼學”，為“一帶一路”政策溝通提供更充分的智力支持。

　　中國經濟時報：在“一帶一路”政策文件中提出了政策溝通的宏觀目標，既達成合作新共識、協商解決合作中的問題，又共同提供政策支持。您對三年多來，“一帶一路”政策溝通作何評價，最大亮點是什么？

　　趙磊：成效顯見。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和組織表達了支持和參與，近5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政府間合作協議。

　　亮點紛呈。

　　第一，高訪頻率在加快。2015年是“一帶一路”的關鍵之年，這一年，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一個關鍵性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個文件出臺之后，當年習近平主席8次出訪，去了14個國家，包括英國、塞爾維亞、捷克、波蘭、柬埔寨、新加坡等，所去國家大多數都是關鍵性國家。此外，通過“一帶一路”的共建與沿線國家的元首、總理和首腦溝通磋商、達成廣泛共識，推進了一系列條件成熟的、標志性的項目落地。

　　第二，“一帶一路”的國際共識在增強。從一開始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內涵和屬性把握不是很清楚，比如有人就質疑，“一帶一路”是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通過一次次的高層訪問，包括習近平主席親自講“一帶一路”故事，答疑什么是“一帶一路”等，通過高層引領，之前對“一帶一路”的錯誤認知就少了很多，理解、認同不斷提升，國際共識不斷增強。

　　第三，除了出訪，我們還“請進來”，比如即將于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目的是通過這一平臺，進行政策溝通，增強“一帶一路”國際共識。

　　第四，越來越重視“一帶一路”的智慧對接。智慧對接是政策溝通的關鍵要素。沒有知識要素源源不斷地供給，去談政策溝通難度還是很大的。“一帶一路”正逐漸由原來的“五通”變成“五通＋智慧對接”，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第五，新的區域熱點和國別熱點在提升。比如說，在新興國家、周邊國家，“一帶一路”在政策溝通方面，重視利用原有的機制和平臺，比如中國-東盟合作框架、上合組織合作框架等，將其納入“一帶一路”的組成部分。這樣一來，像區域性的、國別性的“一帶一路”政策溝通和交流就更加有效。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一帶一路”建設推進進入快車道。在大國角逐的背景下，加深政治互信，促進區域融合及周邊環境的穩定至關重要，如何在政策溝通上下功夫，傳達“一帶一路”善意，凝聚共識，擴大“一帶一路”的朋友圈？

　　趙磊：“一帶一路”涉及的64個國家，很多都是新興國家，像美國、澳大利亞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不在“一帶一路”沿線上，但也是重要的相關國家。如何通過政策溝通，讓這些相關國家有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意愿，而不是感覺與他們無關？要讓他們了解，“一帶一路”是一個大的全球“朋友圈”。所以，我們也提出，此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邀請英國等歐洲國家乃至更遠的非洲、美洲國家參加，通過這一平臺，讓相關的重要的國家充分了解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善意，精準傳播“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

　　另外，與這些相關國家的溝通交流一定是有效的。有效交流怎么體現？就是真的讓人家明白，“一帶一路”是做什么的，中國能做什么，他們能參與什么。需要強調的是，在“一帶一路”政策溝通時，不僅要以理服人、以利服人，要講“一帶一路”有摸得著的“紅利”，還要以“例”吸引人，這個“例”是案例，要總結一批鮮活且有說服力的案例。

　　中國經濟時報：“一帶一路”的版圖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您認為，現階段，“一帶一路”要繼續推行下去，在政策溝通方面，面臨的最大瓶頸是什么？如何破解？

　　趙磊：最大的瓶頸是“一帶一路”知識供給不足。現階段，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企業的參與度是比較強的，地方城市的參與度也在逐步增強，但知識供給不足，智慧對接不夠充分。

　　一方面，即便現在，在國內包括國際社會，依然有很多人把“一帶一路”想象成中國歷史上的“古絲綢之路”。“現代化的絲綢之路”的合作要點對接得還不夠充分。另一方面，缺乏更加鮮活的企業案例。雖然這三年已經積累了一些企業案例，但總結和提煉得不夠，項目本身是成功了，但它和“一帶一路”的關聯度總結得還不是很好，需要提升。另外，已有的案例中，大多數偏重資產案例，比如港口、核電、高鐵等，還需要一些諸如教育、餐飲、民俗、人文產業、中醫藥等輕資產案例。就企業本身來說，國有企業的案例多，民營企業的案例少，中國單方面的案例多，但國際共商、共建、共享的案例少。

　　如何破解？政策溝通的有效性在于政策是否被真實準確地傳達與理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要著眼于長遠打算，將具體項目與國際機制相結合、注重制度建設，促進利益多樣化的鞏固，為“一帶一路”的長期發展繁榮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這恐怕是“一帶一路”政策溝通的最終落腳點。

　　實現智慧對接，要加強“一帶一路”建設的學術研究、理論支撐、話語體系建設。要推動全球知名智庫合作研究前沿問題、熱點議題、棘手難題，實現“一帶一路”的智慧成長，創造良好的文化條件和政治生態。“一帶一路”是不斷動態調試的過程，需要凝聚各方智慧。為此要逐漸建立與完善“一帶一路”的動態評估機制，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國經濟時報：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溝通中，智庫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下一步，智庫在促進“一帶一路”政策有效溝通方面，還有哪些可發揮的空間？在創新溝通方式上，您有哪些好的建議？

　　趙磊：

　　首先，一定要避免出現有“庫”無“智”的現象。“智”表現在是不是有很多受國際國內認可的權威專家，這些專家一定要有針對“一帶一路”的代表性成果。是不是能夠以點帶面，把有關“一帶一路”研究的知識和專家集聚起來，避免重復建設，共享“一帶一路”資源和知識。

　　其次，推動現有知識的國際化、傳播手段的網絡化。要通過智庫建設，實現“一帶一路”知識的充分流動、“一帶一路”理念的充分交流。三年多來，國內已經出了很多不錯的有關“一帶一路”的文章和成果，但是很多成果的版本僅限于中文，有些已經翻譯成英文版本，但效果不夠好，不具代表性。很多智庫的成果報告很厚，文字很多，不適應互聯網傳播。因為，在微傳播時代，應以輕快的閱讀方式，實現較為理想的傳播效果，并持之以恒，久久為功。

　　第三，“一帶一路”需要打通“己學”和“彼學”的智庫。“一帶一路”的智庫需要的不僅是研究中國國情與自身對外開放的智庫，更是精準研究沿線相關國家以及全球經濟發展與人文交流趨勢的智庫。而且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響和完善政策，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有實質性幫助。

　　智庫的研究成果要接地氣，要在“路上”找答案。智庫不能是“書呆子”式的研究，天天在書齋里討論什么是“一帶一路”，不接地氣，沒有底氣。一定要行走起來，到中國的沿邊省份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去，到相關國家的工程和項目中去。所以，智庫要有“行者之見”，因為只有行動的人，經常在路上的人，才會有智慧的遠見。

　　回到政策溝通，為什么說成效顯見，因為總書記行走得多，中央領導行走得已經很充分，但是作為知識供給中的智庫，是不是行走得充分，要打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