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回撥到2011年。

　　“爸爸以后要給你講個很過癮的故事。”8月17日凌晨1時30分，東莞石碣公安分局法制室燈火通明，民警陳函用手指點了一下照片里三歲兒子的額頭。就在半天前，單位傳達了一份廣東省選拔民事維和警察的通知，陳函心動了。

　　“撲通！撲通！”空氣里十分安靜，牛犇只聽到自己心臟劇烈跳動的聲音。因為他遞交了民事維和警察選拔的申請。牛犇是東莞公安局禁毒支隊的一名年輕民警。前往一個未知的國度，做十分有意義的事，這讓他光想想就已經興奮不已。

　　2013年廣東選拔民事維和警察里，共有600人報名，最終只有18人脫穎而出，陳函和牛犇便是其中兩位。2013年7月13日，他們踏上了赴利比里亞參加聯合國民事維和行動的道路。

　　“多事”的“藍帽子”

　　一來到利比里亞，陳函便被分派到首都剛果城警察分局，參加和指導當地警察辦案。

　　警察局是戰后重建的，兩層小樓里一片昏暗，沒有電腦，連紙筆都十分有限。當地警察接到報案，重要的才登記一下，絕大部分都是隨意找張紙寫幾句，也不歸檔，時間一長基本都找不到。陳函在國內做了十幾年的執法規范化建設。見狀，陳函將自己爛熟于心的各種執法表格畫了出來，翻譯成英文，復印了一批發給當地民警來教他們怎么填。

　　剛開始，當地的警察對陳函頗有微詞，這個“藍帽子”怎么那么“多事”。但是，陳函雷厲風行，這些工作得以順利在警局開展。經過一段時間后，混亂的情況減少了，辦事的效率提高了。他們開始對陳函刮目相看。

　　2013年10月9日，陳函被派到總警監辦公室上班，負責代表副總警監審核維和警察每日工作報告發往聯合國總部。這份看似威風的工作其實很磨煉人。報告里囊括了十幾個國家維和警察每日的情況，大到武裝襲擊、難民潮，小到汽車沒油、廁所缺紙，十分繁雜。經過一個月的磨煉，陳函對維和警務認識越發深刻和全面。一個月后，副總警監干脆把報告交給陳函簽發。于是，聯合國總部的人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開始簽在了來自利比里亞戰區的報告上——“Han CHEN”（譯“陳函”）。

　　警察局長管住了“埃博拉”

　　2014年3月，一個通告發了下來，上面說到，維和總部要招募地方警察局局長。于是，陳函參加了這次競選，成功當選利比里亞最偏遠的托市的警察局長。托市條件十分惡劣，那里饑荒遍地、毒蟲叢生。當選幾天后，陳函開著一輛聯合國的車，帶著全副家當出發了。

　　托市位于利比里亞的東北部，面積240平方公里，基本被原始森林覆蓋。警察局下轄3個派出所，沒有手機信號，一共只有15名警察。

　　硬件設施短期內改善基本不可能。于是，陳函把在國內的一套“打防管控”策略在這里運用起來，部署有限的警力開展巡邏、走訪。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后，托市的治安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同年4月份，埃博拉疫情暴發，鄰國科特迪瓦尤其嚴重，大量民眾向邊境涌來，托市告急。這時，利比里亞官方突然宣布封閉邊境，禁止科特迪瓦人入境。近一個月里，陳函都要在邊境口岸，協助移民官處理封關事項。同時，還要搜索本國可能感染的人，通知防疫人員處理。

　　陳函發現，利比里亞有養猴子和吃猴子的傳統，而埃博拉的病原體就在猴子等動物身上。為了控制疫情，陳函爭取到了市政府的支持，發動民眾開展一場“消滅”猴子的行動，禁止家養猴子、販賣猴子，同時宣傳吃猴子的危險性。在陳函這位警察局長的帶領下，大家紛紛響應，直到陳函7月份回國，托市都沒有發生過一宗埃博拉病毒感染案例。

　　中國警察在當地很有威信

　　用泥土混合而成的墻壁，上面搭著鐵皮和木頭做成的簡易屋頂，屋內地面凹凸不平，四周圍著一層用竹子做成的圍欄。牛犇將五星紅旗架在竹竿上高高掛起，紅旗在艷陽里飄揚。當時，牛犇被分配到聯利團第五戰區魚鎮的警局，這里是他租住生活的地方。

　　牛犇回憶：“其實民事維和警察一點也不比防暴隊員輕松，我們分散在任務區各地，進行單兵作戰。同時，任務區里物資匱乏，衛生條件很差，還有各種流行病，我每天通過體育鍛煉來保持自己良好的體魄。”剛來到利比里亞的第一個月里，牛犇狂瘦了十幾斤，從“壯小伙”變成“瘦小伙”。

　　“Hey！Chinese man！（嘿！中國人！）”每次他到社區巡邏的時候，當地的小孩就會笑嘻嘻地向他走來，給他遞一些水果，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他。藍衣黑褲，戴著一頂藍色帽子，這是中國維和警察最平常不過的著裝。

　　“中國警察在當地很有威信，當地人都很尊敬我們。”牛犇自豪地說道。民事維和警察的工作既繁瑣又緊張，當地警察要做的事牛犇一個也不落下，同時還要協助和提升當地的警務工作。只身在外，牛犇神經緊繃，時刻提防著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

　　冷靜處理罷工暴力事件

　　“除了日常工作，還要預防隨時可能發生的暴亂。”牛犇表示。2014年2月，魚鎮出現多名有雇傭兵嫌疑的人員游蕩，如果處理不當，容易引起恐慌。等牛犇趕到警區的時候，已經有11名可疑人員被扣留，經過牛犇仔細盤問，終于得知這些人是為了逃避戰亂而來的難民，還有很多類似的難民正從邊境偷渡而來。于是牛犇立即向邊防局通報情況，對邊境執勤點加強管控，出動全部人員和車輛對邊境進行封鎖，從而防止大量難民涌入造成混亂。

　　2014年5月，一家中國公司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罷工事件，該公司的所有黑人雇員拒絕上工并且有暴力傷人的情況。牛犇和一位土耳其同事開車前往。等到他們來到該公司附近，十幾名戴著面具的工人拿著木棍往車窗玻璃亂砸一通。

　　“他們很多只是泄憤，泄憤完了就會慢慢沒事了。”牛犇來到現場，協助當地警方對局勢進行控制，很多罷工的工人都慢慢平靜了下來，局勢得到了控制。

　　牛犇表示，這些事件一旦處理不當，后果將難以估計。他們要做的就是防止和控制惡性事件的發生，同時幫助當地警方提升當地治安環境。

　　冒險救外國同僚

　　利比里亞作為熱帶地區，盛行各種熱帶流行病，如瘧疾、登革熱。為此，任務區里包括牛犇在內的所有維和人員都被要求每周吃一片瘧疾預防藥片。

　　2014年3月前后，一種可怕的病毒正悄然而至，那便是埃博拉。

　　3月18日早上6時許，一個電話將牛犇吵醒。電話中傳來了牛犇的肯尼亞同事約翰急促的聲音，原來另一名肯尼亞籍的同事尼古拉斯昨夜突發重病，生命垂危。牛犇趕到尼古拉斯的房間，發現尼古拉斯正在發燒，大汗不止，同時有些神志不清。當時牛犇所在任務區魚鎮醫療條件十分差，尼古拉斯的狀況恐怕染上了瘧疾，甚至更可怕的病。“埃博拉”一詞在牛犇腦袋里一閃而過，但他沒有多想，尼古拉斯這種情況魚鎮根本無力救治。唯一辦法只能是將他送至130公里開外的綏德魯市中國維和部隊二級醫院。

　　一路上由于人手不夠，只能由牛犇一人帶著尼古拉斯到醫院。經過四個小時，兩人終于到達了綏德魯市中國維和部隊二級醫院。經過檢查，尼古拉斯被確診為同時感染了瘧疾、傷寒等傳染病，但排除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

　　“你可真夠膽大的，明知現在埃博拉疫情出現，你竟然在毫無防范措施情況下開車運送這么嚴重的傳染病患者，多危險啊！”醫療分隊的隊長對牛犇說。“后來想想是有些后怕的，但我仍然覺得同事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牛犇說道。

　　“爸爸去了外國，幫了很多人”

　　2014年7月，陳函和牛犇帶著聯合國的和平勛章回到了東莞，結束了一年的維和行動。

　　“爸爸，你去哪里了？”陳函從利比里亞維和回來，在廣州白云機場下了飛機，兒子小景便沖過來緊緊抱著他細聲問道。當時小景才四歲，在他心里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象：爸爸去了外國，幫助了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前段時間，陳函帶著小景去購書中心購書，讓陳函沒有想到的是，8歲的兒子竟然挑了一本警察業務的書籍。“爸爸，我長大以后也要當警察。”小景驕傲地說道。在小景心里，爸爸陳函是他的偶像、大英雄。

　　《紅海行動》電影里，救人質、被襲擊，每一分鐘都可能發生火拼，在腥風血雨中完成上級分配下來的任務，直至光榮犧牲。相比電影，沒有槍林彈雨的包圍，陳函和牛犇在基層里做著看起來平凡卻不簡單的事，直面瘟疫、流行病，同時還要提防可能發生的暴亂。

　　“仿佛做了一場夢。看到祖國繁華、高樓林立，感覺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真好！”陳函笑道，“一年的維和行動經歷，讓我更加自信開展現在的工作，珍惜現在才是最重要的。”

　　陳函和牛犇回到祖國，各自回到原來的崗位上。這并不是故事的結束，還有源源不斷的戰友繼續奔赴全世界各地的前線去，默默做著和陳函、牛犇一樣的工作，為世界的和平貢獻著自己的一分力量。

　　牛犇感嘆道，這將是他人生里最珍貴的經歷。現在的他回到了原來的崗位上，從事偵查方面工作，他說自己還年輕，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希望有一天繼續奔赴前線發光發熱。

　　策劃：陳明

　　文/廣報全媒體記者黎慧瑩、陳明 通訊員管萱萱

　　圖/由受訪者提供（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