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啟程赴美。盡管安倍此次訪美可謂是帶去了“沉甸甸”的一堆任務，但總體而言實際效果不甚理想，許多重大問題上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

　　粗略地看，安倍此行有三大任務分布，即經濟問題、同盟問題及朝鮮問題。毫無疑問，經濟問題是安倍此行的重中之重，其涉及多個方面的矛盾焦點，并且，作為首相的安倍希望親自擔任日本的“說客”，借助日美首腦外交的方式，勸服他的美國伙伴——特朗普“俯首稱臣”。其一，安倍希望說服特朗普給予日本所謂的“豁免權”，以幫助日本躲避特朗普政府針對鋼鐵及鋁產品所征收的“懲罰性”關稅。其二，安倍意圖說服特朗普重新考慮其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問題上的決定，并希望美國盡快回歸“TPP大家庭”。

　　但事與愿違，安倍的兩個主要心愿并沒有得到特朗普正面且積極的回應，相反，甚至可以用“徒勞無功”來直觀地形容安倍窘迫的境遇。 實際上，在此次訪美過程中，日美雙方未能就日本獲得鋼鐵及鋁產品關稅豁免達成協議。并且，在有關TPP的議題中，特朗普甚至強硬表態，以顯示自己態度的堅決，實則卻是向日本提出了“高門檻”的要價。

　　由是觀之，一直以來安倍政府意圖構建的、相對較為均衡的日美經濟合作關系宣告失敗，日美經濟關系也仍將停留在“美主日從”的非平衡狀態。 需要指出的是，日美同盟的實質是安全同盟，盡管其中涉及部分經濟議題，但其主要部分仍聚焦于安全領域，其核心內容是日美間的安全合作。2012年末安倍政府啟動之后，就不斷向美國示好，希望擴大日美間的戰略合作，并意圖將日美同盟的具體意涵由安全擴張至經濟等其他領域。因此，日美兩國間加強了在經濟問題上的協調與溝通，其中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全球經濟治理等不同層面的具體內容。應該說，安倍政府的意圖是較為明確的，就是希望構建起僅次于安全同盟的“日美經濟準同盟體系”，并在TPP框架內，構筑起日美間相對均衡的、戰略性經濟合作關系。

　　顯然，特朗普與安倍在日美經濟合作問題上的價值觀完全背離。針對安倍及日本政府的“一廂情愿”，特朗普用現實且直接的方式給予了回應，這也延續了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爆發后，美國政府所一貫采取的、強硬的“對日單邊主義”政策態度。而且，對于以“美國優先”為根本指導原則的特朗普而言，盡快糾正日美間的“非公平貿易”，削減甚至是清除巨幅的對日貿易赤字，是其對日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與落腳點。從這一層面來看，日美之間根本不可能在經濟問題、尤其是涉及彼此經濟結構發展的貿易問題上達成根本性的妥協。

　　未來，在對日經濟問題、尤其是貿易問題上，盡快啟動日美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仍是美國對日政策的首選目標。當然，這一雙邊談判的主導權會完全被特朗普政府所掌控，而日本在其中也只能扮演輔助性角色。不僅如此，特朗普政府更會為日本“量體裁衣”，定制一套足以限制日本對外貿易、甚至是國內產業發展的規章制度，以削減、抑或是清除日美間巨大的雙邊貿易逆差。這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日本不斷逃避啟動日美FTA談判的初衷。 因此，未來日美間的主要經濟矛盾仍將圍繞“貿易問題”和“路線問題”兩條主線展開。

　　除此之外，安倍此行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以外穩內”，確保自己執政地位的暫時性穩固。具體而言，安倍期待日美外交的重要話題能夠取代已在日本國內鬧得沸沸揚揚的“森友學園事件”，更希望日美關系的深層次發展能夠暫時轉移日本民眾對安倍丑聞的關注與批判，提升民眾對安倍政權的信任與支持。鑒于此，安倍此次訪美真正能夠為其贏得政治加分的或許就是朝鮮問題上的對美協商，因為他已經成功說服特朗普將“綁架問題”納入可能到來的美朝首腦會談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日本國內保守政治勢力的要求。

　　綜上所述，可以用“成效不彰”來總結安倍的此次美國行。

　　（陳友駿，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