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從美國哈雷－戴維森摩托車公司宣布將部分生產轉移到海外、通用汽車公司警告加稅可能導致公司業務收縮和裁員，到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土耳其等經濟體對美國商品征收報復性關稅，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霸凌”政策，正使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遠遠背離其希望重振國內制造業和保護就業的初衷。在經濟全球化、產業鏈國際化的２１世紀，以提高關稅和貿易脅迫為特征的過時保護主義做法，損人更不利己，越來越行不通。

　　首先，提高進口產品關稅非但不能保護美國國內產業，反而會令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為過高的關稅成本買單。美國商會等商界組織多次警告美國政府，提高關稅是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征稅”，這會擾亂全球供應鏈，增加依賴原材料和零部件進口的美國企業的生產成本，損害美國制造商和出口商的競爭力。包括工薪階層在內的美國消費者也不得不為進口商品支付更高價格，增加日常生活開支，并可能推升美國國內通脹風險。

　　事實上，單邊關稅策略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成功過，反而會造成就業損失等不利后果。2002年，小布什政府對進口鋼鐵產品加征關稅，導致美國凈損失約20萬個就業崗位和40億美元薪資虧損；2009年，奧巴馬政府對從中國進口輪胎加征關稅，導致美國凈損失約2500個就業崗位、美國消費者額外增加11億美元開支。

　　其次，美國提高關稅舉措遭到主要貿易伙伴報復，美國企業、農場主和消費者將遭受進一步損失。據美國全國對外貿易理事會統計，目前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已準備對美國出口產品征收總計約900億美元的關稅。這些反制措施將進一步損害美國出口商利益，令數百萬美國就業崗位受到威脅，并損害美國整體經濟。

　　正是為了規避歐盟對美國摩托車開征的報復性關稅，作為美國制造業代表的哈雷—戴維森公司日前被迫宣布將部分摩托車生產轉移到海外。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指出，與歐洲企業相比，哈雷—戴維森等美國企業正面臨三重打擊：美國鋼鋁關稅帶來的更高生產成本、其他貿易伙伴對美報復性關稅造成的沉重負擔、歐洲企業從歐盟與日本等簽署的新自貿協定中獲得的更優惠關稅待遇。他預計，許多美國企業會效仿哈雷—戴維森將部分工廠搬遷到海外，這正是“糟糕貿易政策”的代價。

　　美國政府濫用“國家安全”法律條款單邊加征關稅的做法，不但被歐盟、中國、印度、加拿大、俄羅斯、墨西哥和挪威等經濟體訴諸世貿組織，更遭遇美國國會立法、國內法院訴訟的挑戰。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勃·科克為代表的美國國會議員近期提出一項議案，要求限制總統基于“國家安全”理由征收關稅的權力，獲得270多個美國商業組織聯名支持。美國國際鋼鐵協會則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認為特朗普政府對進口鋼鐵產品加征25%關稅依據的“232條款”違反憲法，要求法院下令停止執行上述鋼鐵關稅。

　　在經濟全球化和產業供應鏈國際化的背景下，依靠提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和就業只能是一廂情愿。正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貿易專家威廉·賴因施所說，如今的國際貿易是國家間的雙贏合作而非零和博弈，美國現行貿易政策更像是17、18世紀重商主義政策的延續，并不符合21世紀經濟全球化現實。幫助美國消費者、工人和制造商的最好辦法是開辟新市場、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而不是在自己的市場加固藩籬、加高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