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見習記者 李丹陽 光明日報記者 劉江偉

　　“過去我們常把環境保護和反貧困這兩個概念割裂開，以至于發展的天平往往向一端傾斜，忽視了另一端。但反貧困的目標是什么？不只要實現增收，更要創造生態優美、物質豐富的美好生活。”7月7日晚，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8年年會“生態文明與反貧困”高峰會現場，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雷明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和反貧困是有機統一的，是發展過程中綜合性的目標追求。

　　“哥斯達黎加現在植被覆蓋率為97%，然而在20世紀卻只有50%多。這主要歸功于政府在1997年對國家公園體系進行了明確規劃，每年種植大量樹木。如今，森林覆蓋率的增長，既調節了氣候，增加了生物多樣性，同時也吸引來大量游客，帶動了產業轉型和市民致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主任格雷塞爾·阿奎拉用哥斯達黎加生態脫貧的例子，佐證了生態建設對減貧的促進作用。

　　“中國鄉村從不缺少潔凈的空氣和獨特的人文風光，這些生態文明資源、人文社會資源，使貧困地區在生態文明的戰略轉型中具備了后發優勢。”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溫鐵軍建議：“鄉村基層干部要改變過去工業化時代的扶貧思路，立足本地的生態環境和文化特色，探索資產變資源、資源變資本的方式，例如開展農旅結合、全域旅游，用生態宜居助推鄉村振興。”

　　生態資源為脫貧提供機會，生態產業則為脫貧提供支撐。

　　“相對來說，貧困地區具有生態優勢，但同時生態系統又很脆弱，生態破壞與貧窮容易形成惡性循環。”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認為，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真正達到脫貧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要實現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讓生態產業為扶貧做支撐。

　　怎么實現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

　　潘家華認為，找準產業，往往可以實現生態治理與經濟增收的雙贏，“貴州畢節市屬于喀斯特地貌，裸露荒地很多，他們通過種植鐵皮石斛，既修復了生態，也獲取了生態產品。這就是生態產業帶來的價值”。

　　字節跳動黨委書記、副總裁，今日頭條總編輯張輔評給出了另一個思路：“先發展生態農業，再把大家對優質農產品的關注，拓展到對鄉村旅游、鄉村文化的關注上，進一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例如貴州一些貧困地區茶產業是很好的生態產業，我們可以推出‘山貨上頭條－黔茶’項目，利用新媒體渠道和大數據技術，精準匹配需求，并開展品牌策劃、內容營銷和線下文化活動，發揚黔茶產業和黔茶文化，幫助農民脫貧。”

　　高峰會上，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與貴州慈善總會舉行合作簽約儀式，雙方將推進四項戰略合作，共同開展公益扶貧活動。字節跳動將結合自身企業優勢，以科技賦能“教育扶貧”“信息扶貧”，發揮貴州本地的非遺、山貨等特色，探索出一條人工智能推動下的精準扶貧之路。

　　開展脫貧攻堅和生態建設都關乎國計民生，不僅要發揮政府的主體作用，更需要發揮企業、社會組織等社會群體的作用，實現主體多元化，形成合力。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吳大華呼吁：“生態文明建設與反貧困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內容，需要政府政策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社會力量落實行動。”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09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