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的直接性任務是“剛性目標”，就是實質性應對經過近40年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之后累積起來的極其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或挑戰，因而是必須如期完成的“政治任務”。

　　●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性解決，還有賴于一種全新的符合生態文明原則的新經濟、新社會、新政治與新文化，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的價值理念與行為方式將會構成這種全新社會的認知與實踐指針。

　　●作為“五位一體”構成性元素的“生態文明建設”的確具有一種整體規范性、引領性的意涵，換言之，“五位一體”視域下的“生態文明建設”更能夠彰顯一種新政治、新文明的未來指向。

　　從政治視角或高度來看待與推動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比如，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關于第一季度經濟形勢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我國一些地區的霧霾天氣、飲水安全和土壤重金屬含量過高等嚴重污染問題，“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并強調，“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因而，如何從環境政治的視角科學闡明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論述的理論意涵，進而推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是我們理論界的一個義不容辭的任務。

　　生態文明建設的直接性任務是“剛性目標”, 不容任何意義上的政治敷衍或退縮

　　生態文明及其建設為什么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環境政治？或者說，生態文明及其建設為什么是一個比生態環境保護涵蓋力更強的理論概念？生態文明建設的直接性任務是“剛性目標”，就是實質性應對經過近40年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之后累積起來的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或挑戰，因而是必須如期完成的“政治任務”。概言之，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呈現為一個同時挑戰既存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人民群眾生活質量與身心健康、公眾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其未來愿景信心等核心性方面的嚴肅政治問題，以至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府必須從自己的執政目標與權力基礎的政治高度來高調應對。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以國內生產總值再翻一番的階段性發展目標及其實現來做了說明。他指出，依然建立在粗放發展模式上的經濟產值翻番，必將會帶來更大的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壓力，也將會導致更大程度上的生態環境破壞，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的大打折扣和不滿情緒的上升，那將是一種什么形勢？因而，必須明確的是，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直接性任務，就是盡快做到抑制、減緩和治理依然形勢嚴峻的城鄉大氣、水域與土壤污染等問題，也就是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打好、打贏“藍天保衛戰”，確保盡快彌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生態環境這一“短板”。依此而言，實質性應對生態環境難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政治總目標的關鍵性支撐元素，不容任何意義上的政治敷衍或退縮。這也就意味著，對全國各地生態文明建設成效的最直接檢驗，就是生態環境質量的大幅度改善。

　　生態文明建設的中長期任務是“中位目標”，有著明顯的“新政治意蘊”

　　生態文明建設的中長期任務是“中位目標”，就是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要求實現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系統（整體）性應對和治理，因而有著明顯的“新政治意蘊”。生態環境問題從近期或直觀的角度看，是非常具體意義上的大氣污染、水域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荒漠化等人為不利現象，但從更根本的層面上說是由于人類社會中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與生態環境系統之間的不協調、不匹配、不平衡問題。也就是說，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性解決，還有賴于一種全新的符合生態文明原則的新經濟、新社會、新政治與新文化，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的價值理念與行為方式將會構成這種全新社會的認知與實踐指針。正因為如此，必須明確的是，生態文明及其建設不僅意味著一種綜合性的生態環境問題應對思路與模式，即充分利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力量或進路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而且意味著一種綜合性的社會重構或轉型目標，即逐漸創建起一整套合乎生態文明理念與原則的社會制度體系。因而，顯而易見的是，生態環境問題的實質性解決和生態環境質量的根本性改善，遠不是單憑經濟技術與公共管理政策的革新就能實現的，而是需要一個綜合性的社會轉型或重構過程，或者說文明革新或轉型過程。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作為“五位一體”構成性元素的“生態文明建設”的確具有一種整體規范性、引領性的意涵，換言之，“五位一體”視域下的“生態文明建設”更能夠彰顯一種新政治、新文明的未來指向。

　　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性任務是“總體目標”凸顯的“大政治”

　　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性任務是“總體目標”，就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環境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因而是一種清晰的“新政治愿景或目標”。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所指出的，我國新時期全面改革開放的總體目標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和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而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標則應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環境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也就是十九大報告所說的，“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必須同等重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環境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這兩個要素，尤其是第一個方面。這是因為，盡管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并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了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強調了“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但社會各界包括學界的許多人似乎仍過分偏執于環境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舉措），而有意無意地淡化或回避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指向及其政治要求。而恰恰是這一現象本身進一步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是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更根本性任務，相比之下，環境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舉措）只具有進路或手段的意義，盡管也非常重要。

　　從環境政治的視野與高度，推進我國新時代的生態文明建設

　　那么，應如何從環境政治的視野與高度來推進我國新時代的生態文明建設呢？筆者認為，十九大報告對此已經做了十分明確的闡述。概括起來，它包括如下三個要點或方面：一是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已經圍繞著這一主題出臺了包括《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以及中央環保督察制度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并取得了舉國公認的切實成效，而其主要特征則是通過強化黨的全面政治領導來推進國家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而且，必須承認，要想完成十九大報告確定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政治任務，目前的這種環境政治高壓態勢仍是必要的。二是大力推進綠色發展。應該看到，通過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或戰略，逐漸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從經濟整體層面上減少（抑制）生態環境問題并為社會文化制度轉型提供可選擇進路的基礎性條件。因而，經濟結構的綠色轉型升級將長期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推進的關鍵領域或主戰場，這也是一種明確的環境政治需要或要求。三是加快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逐漸創建一個與生態文明理念和要求相適應的全國性生態環境監管體制，或者說“環境國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明確提出的生態環境議題領域的改革總要求。國家自然資源部和生態環境部在2018年初的掛牌成立，標志著我國的一個新型生態環境監管體制骨架的初步形成。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在進一步理順這兩個新部委內部、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其他部委之間職權關系的同時，盡快完成各級地方政府層面的相應機構重組。而檢驗這種機構體系重組成功與否的基本尺度或指標，則是看是不是更好地實現了對我國山水林田湖草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系統性治理。鑒于我國的具體國情，職權分工更合理、職權行使更有效的政府（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更好的環境政治。

　　綜上所述，理解與推進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及其建設，必須將其置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背景與整體語境之下。也就是說，它不僅必須要更多地考慮到其中關涉的政治影響因素與政治動力機制，而且它本身也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新時代政治追求和新政治愿景目標的一部分。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