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自蘇聯(lián)解體以來最為分裂的世界。有人警告說，一場新冷戰(zhàn)的序幕正在拉開。美國表現(xiàn)出了拋棄多邊主義的強烈愿望：一邊退出（或威脅退出）國際條約和組織，一邊單方面發(fā)起全球貿易戰(zhàn)。這樣做意味著，美國實際上正在放棄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領導地位。

　　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過后已經意識到，在貿易和經濟上過度依賴西方是危險的；它需要加強與西方以外國家的合作。其結果是，中國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活躍，推動一些有影響力的議程，其中最重大的是2013年宣布的“一帶一路”倡議(BRI)。

　　“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宏偉計劃，擬在亞洲、非洲、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qū)提供資金并建造基礎設施。“一帶一路”沿線有超過65個經濟體，其中大部分為發(fā)展中國家。有人把“一帶一路”倡議比作“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即美國在1948年至1952年期間幫助重建西歐的旗艦援助計劃。他們擔心，“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中國的一件地緣政治工具，打造一個受益國聯(lián)盟同西方對抗。

　　馬歇爾計劃被稱為冷戰(zhàn)的開端。但我不認同“一帶一路”倡議預示著一個新的敵對時代到來的說法。區(qū)別在于中國對這一倡議的雄心。

　　首先，共同的價值觀是國際秩序得以維系的先決條件。“一帶一路”倡議的精神強化了打造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這一目標以中國自身與世界的歷史和文化聯(lián)系為靈感源泉，符合國際社會對和平與發(fā)展的期望。“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中遵循通過對話與合作實現(xiàn)共同增長的原則。正如中國諺語所云：眾人拾柴火焰高。

　　當年，馬歇爾計劃將作為受益國的16個西歐國家聯(lián)合起來，并將共產黨人士排除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之外，從而演變成了遏制共產主義和蘇聯(lián)在歐洲擴張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倡議比馬歇爾計劃更具包容性。它接納各種文明。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沒有安全和軍事方面的潛在影響。其基本目標建立在五個官方合作重點領域之上，核心是基礎設施互聯(lián)互通。“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lián)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了一套包括個人、公司、社會和各國政府在內的復雜合作框架，但沒有軍事方面的潛在影響。相比之下，馬歇爾計劃催生了一個軍事計劃——北約(NATO)，兩者聯(lián)手遏制蘇聯(lián)。

　　70多年前，蘇聯(lián)決定對抗在其看來的美國敵對行動，以遏制其影響力，并決定與西方背向而行。如今，中國沒有意愿或能力發(fā)動一場新的冷戰(zhàn)。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不具備美國在二戰(zhàn)結束時擁有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中國不是一個有傳教傳統(tǒng)的社會。盡管中國曾在多個世紀里是一個全球權力調解人，但中國是通過朝貢制度與各國交往，通過博取尊重來延續(xù)自身的優(yōu)勢。

　　回顧歷史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中國認為世界是一個和諧多元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只有贏家和輸家的零和體系。帝國的朝貢制度與我們所處的時代背道而馳，不會重新上演。

　　迄今為止，“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引力效應。各國紛紛稱贊，它們不僅與中國簽署雙邊項目協(xié)議，還在聯(lián)合國(UN)及其他國際論壇上支持這一倡議。包括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在內的一些美國傳統(tǒng)盟友也對“一帶一路”倡議表現(xiàn)出興趣，甚至美國內部也有聲音呼吁更多地參與中國主導的這一計劃。美國至今如此懷疑“一帶一路”倡議，是因為它被過時的冷戰(zhàn)思維蒙蔽了雙眼。

　　遺憾的是，美國總統(tǒng)唐納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將美國視為二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而這一秩序正是他的國家在好幾十年前幫助塑造并一直領導的。他似乎下定決心要通過對全世界發(fā)動前所未有的貿易戰(zhàn)來摧毀這一秩序。

　　在美國走自己的路的同時，中國正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大力推進互聯(lián)互通，從而占據上風。因此，我們正在看到一種新型世界秩序、而非新冷戰(zhàn)拉開序幕。這對人類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