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學習是黨內學習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弘揚優良傳統堅定理想信念，弄清歷史是非統一思想，凝聚全黨力量指導未來的重要途徑，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延安時期，我們黨非常注重黨史學習，并根據各個階段黨和人民的事業、黨的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對學習的任務與目的進行調整，從而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偉大工程服務。

　　1、學習的緣起和正確認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歷經長征落腳陜北之初，忙于擴大和鞏固西北根據地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黨史的學習與研究并沒有立即提上日程。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舉行了中共誕辰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1935年12月23日，米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提出1936年第一季度中國工作計劃，其中第三項就是為紀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做準備。幾經調整，紀念活動于1936年7月召開，出席紀念會的王明寫了《十三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米夫寫了《奮斗的十五年》等紀念文章，陳潭秋在紀念會上做了紀念報告。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黨內對國共兩黨關系、中共歷史認識的不統一、不清楚逐漸顯露，各種錯誤觀點在黨內盛行。對黨的歷史認識不清楚，甚至存在錯誤觀點，不利于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向前發展，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極其不利。鑒于對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的歷史做結論條件并不成熟，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黨的主要任務，所以此時黨史學習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

　　1937年4月初，張聞天在抗大開講《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并提議成立“中國革命史研究會”，成員均跟班聽課，然后就各人承擔的章節寫出講稿，分頭去各班擔任教員授課。《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以近代以來各階級挽救民族危亡為節點，重點放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國共第一次合作及破裂等問題。6月28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發表《關于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文，針對一些人借國共關系變化和中共政策轉變來否定共產黨十年歷史的論調進行了批駁，“如果有人責備中國共產黨，說中國共產黨從那時起，不應該繼續革命，不應該實行武裝暴動，不應該建立蘇維埃，不應該進行土地革命，那這就等于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投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應該投降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而且應該幫助他們來鎮壓、屠殺與加緊剝削中國工人、農民與小資產者們”。

　　這個階段黨史學習集中體現在1937年5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黨的白區工作會議。兩次會議都對黨的歷史尤其是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進行了回顧，總結經驗教訓，在論述如何更好地“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主題的同時，深刻指出大革命的歷史表明：“當資產階級追隨著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共產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的時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敗”，突出強調了“我們的領導責任”。

　　2、弄清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歷史問題 

　　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后，在組織上失去共產國際這把“尚方寶劍”的王明，并不心甘情愿承認錯誤，并且在延安廣大干部和青年知識分子中依然有一些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課題依然受到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阻礙。為了掃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道路上的重重障礙，毛澤東倡導的“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應運而生。

　　1938年9月，斯大林倡議并親自參加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開始在《真理報》上連載，10月出版，并迅速傳到延安。1939年7月15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詢問了《聯共（布）黨史》一書的發行和學習情況，尤其強調：“發行和學習此書是提高黨的思想水平的一個轉折點和強大杠桿，是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深入最廣大群眾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8月，中共中央給任弼時的電報中指出：一般縣委以上干部已經開始學習《聯共（布）黨史》，它成為教學的必修科目，是延安所有學校的教科書。聯共（布）的這一做法，對中共最直接的影響就是1939年冬季毛澤東等人合寫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干部課本，以“供各學校、各訓練班教課及在職干部自修學習之用”，期冀對黨史的認識形成基本共識。

　　王明對《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干部課本進行了批評。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自己“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再版，并在序言中寫道：“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除此之外，“過去蘇維埃后期的錯誤，雖經過遵義會議得到糾正，但在十二月會議時也還有同志有不同的意見；中央率領紅軍東征時后來也有人有不同意見；過去長江局對中央也有不同意見”。因此，如何認識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的歷史，迫切擺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面前。

　　經中央同意，毛澤東從1940年夏開始著手“黨書”《六大以來》的編輯。在編輯中，毛澤東先后挑選86件重要文獻，以散頁的形式發給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反映錯誤路線產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糾正的文獻，另一部分是反映黨在這一時期一系列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關于全面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形成的文獻。這種編排方式，使說明這個時期“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因此成為“犀利的思想武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得出結論：“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

　　3、弄通黨的路線與思想方法的學習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的《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理論和實際相聯系”。全黨范圍內黨史學習和培育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正確思想方法，成為一項原則性要求，成為推進延安整風的有力武器。

　　同年3月18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中央高級學習組與白區工作總結委員會共同開始研究中共黨史，按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三個時期進行研究，一面請在延安的每個時期黨的負責人報告情況，一面從各方面收集黨史資料。3月27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又規定：從下周起開始進行中共黨史與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首先請毛澤東報告中共發展三個時期的輪廓；本年內中央各部門首先注重黨的路線學習，目的是弄通黨的路線與思想方法，然后再進行各種專門業務的精研；同時成立黨史資料編輯委員會。3月30日，根據安排，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對黨史學習研究的目的、對象、方法、注意事項等進行了系統論述，提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4月13日，西北局組織部邀請綏德地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李合邦報告警備區黨史，并決定以后在沿河三縣、隴東、關中、延安等地舉行黨史報告，每周兩次，以使干部熟悉邊區各地黨的發展歷史。在廣泛深入學習的基礎之上，1942年底到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會召開，總結了西北蘇區歷史問題，檢討了抗戰以來邊區黨內的思想動向，加強了黨的統一領導。

　　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引發了對共產國際歷史、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關系歷史的集中學習。學習的重要載體和推進工具主要是《解放日報》，先后刊登社論《論共產國際的解散》（5月28日）、《再論共產國際的解散》（6月27日），溫濟澤的《共產國際》（5月29日），張仲實的《共產國際與中國》（6月6日），莫艾的《萬眾一心——共產國際解散后訪問黨校張平化同志》（7月3日）、《黨有長城——共產國際解散后訪問黨校何長工同志》（7月4日），此外延安、晉西北、魯中和山東分局等地亦開展了學習活動。

　　至此，對這一階段黨的歷史作出結論的內外部條件已經基本具備。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毛澤東著重講了“兩個宗派”問題，即一種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主義，搬洋教條，夸夸其談；還有一種是經驗主義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兩個宗派”的發言，實際上為會議的整風主題定下了基調。

　　4、通過學習得出歷史結論統一全黨思想 

　　1943年10月延安整風轉入第三階段，即在整頓三風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并得出結論，達到全黨思想的統一。10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關于參加黨史學習人員名單和分組計劃，決定總學委以毛澤東為主任，學習時間暫定為三個月，采取從抗戰開始后的問題入手，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內戰時期的問題，并向政治局提議，在參加學習者中間公開宣布允許討論黨的路線問題。同月，在《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的基礎上，毛澤東挑選最能反映黨的各個歷史時期兩條路線斗爭情況的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講話、文章等編成的《兩條路線》一書出版，并作為黨的高級干部學習的主要材料。

　　通過系統的學習和組織過去曾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中工作的同志召開各地區、各部隊的黨史座談會，諸如紅七軍座談會、潮梅地區黨史座談會等，形成系列研究黨的歷史的重要成果。1943年春，周恩來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學習會上做了《關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的報告，系統回顧黨在這個時期的歷史經驗教訓。3月，劉少奇在延安作《六年來敵后的工作經驗》的報告，總結了黨在敵后領導抗日戰爭的基本經驗。7月1日，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和全民族抗戰爆發6周年，毛澤東寫了《英勇斗爭的二十二年》。7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劉少奇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而寫的《清算黨內孟什維克主義思想》的文章。9月，周恩來在延安先后寫了題為《關于共產國際指示及反立三路線的研究》和《關于新立三路線的研究》的筆記。年底，王若飛在高級干部會上作了《關于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告，回顧了黨創立以來到南昌起義的歷史。

　　在深入學習討論中，全黨歷史認識上趨于正確，思想上趨于統一。194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統一了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認識。如學習路線時對于歷史上的思想問題要弄清楚，對結論必須力求寬大，強調團結，以便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六大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六大是起了進步作用的；對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時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態度。凡做得對的，也應承認它。正確結論的得出，無疑在思想方法上堅持了周恩來所講的“要有合乎歷史實際情況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風的思想方法，兩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作了科學總結和概括。

　　延安時期的黨史學習，不僅僅在于以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來學習、研究、總結黨的歷史，更根本的目的在于把黨史的學習與黨和人民的事業、黨的建設統一起來，揭示規律，昭示未來，實現全黨思想認識上的正確與統一。這為中共七大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也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礎。

　　（作者：譚虎娃，系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