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王韜：眷言家國懷殷憂

　　談及近代改良運動，人們總會最先想起康有為和梁啟超。事實上，早于康梁、力主變法自強的王韜在當時頗具影響，他曾提出“富強即治國之本”，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要求發展工商業和新式交通，主張改革封建科舉制度，為戊戌變法做了輿論準備。只是當局“用其言而棄其人”，因此長久以來王韜并不為人們所熟知。

　　1828年11月10日，王韜出生于今天的蘇州甪直。他一生經歷坎坷、命運多蹇。青年時期科舉不第、弱冠失恃，投書太平天國遭到通緝，被迫遁跡海外；壯年漫游歐洲、講演訪學，回到香港創辦世界上第一家華資中文日報。作為近代資產階級第一批思想家、政論家、新聞工作者，王韜曾在風雨如晦的時代里堅持批判現實，提倡西學，為中國現代化貢獻了畢生精力。

　　個人的不幸、國家的恥辱、中西文化認同的困惑在近代知識分子的心靈上投下了沉重的陰影。這是一群已經離開傳統堤岸又尚未找到彼岸依歸的“畸零人”，王韜是其中不幸最多、憂愁最深的一位。蟄居上海時，王韜在英國新教倫敦會的墨海書館任中文編輯，靠給洋人“賣文”為生，為鄉黨親朋所不齒，幾乎“無復有生人之樂”。在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時，王韜也看到了當時中國的生存危機。他厭倦了煩瑣的宗教經書翻譯工作，可是對引介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的濃厚興趣又使他不忍離開書館。他在《弢園老民自傳》中寫道：“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住適館授書焉。”這一時期，王韜相繼翻譯了《格致新學提綱》《光學圖說》《重學淺說》《華英通商事略》《西國天學源流》，涉及物理、天文、商貿、工程等多個領域，為西學東漸做了大量實質工作。后來王韜將它們與《泰西著述考》一道編輯成冊，名為《弢園西學輯存六種》。

　　在由傳統向現代轉折的激流中，中國知識分子往往以筆為槍，向舊社會宣戰，在近代歷史舞臺上留下了一座座豐碑。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這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也是一份中國資產階級主張變法自強的“喉舌報”。他在開張布告中寫下“本局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非別處新聞紙館可比”一段話，作為擺脫西人束縛、獨立發表見解的宣言。兼通中西學、熔世界意識與愛國情感于一爐是《循環日報》的特色，王韜及其同仁一面傳播西學新知，溝通內外信息，打破國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馳觀乎域外”的閉塞狀態；一面闡述見解，引導輿論，大力推進富強和改革活動全面展開。《富強要策》（1874年2月5日）、《論臺灣實為中國重鎮》（1874年7月16日）、《論歐洲近事》（1878年3月13日）等都是切中時弊、反映民情民心的論文，認為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實業以自強。

　　王韜任主筆10年之久，在《循環日報》上發表政論800余篇，始終踐行報紙“通上下、通內外、輔教化之不足”的三重功用。后來他在和友人談及辦報情形時說：“年來我亦持清議，眷言家國懷殷憂，論事往往攖眾怒，世人欲殺狂奴囚。”借事生議，痛擊黑暗，臧否人物，《循環日報》鞭辟現實之深致使頑固守舊之士如同芒刺在背。把辦報的宗旨從盈利賺錢拓展到開通民智，把報紙的功能從提供新聞消息拓展到議事論政，這是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一大革命。在王韜與同仁的努力下，這份“言別人所不敢言”的報紙發行量一度居國內之首，“凡有華人駐足處”均設有該報代銷點，《循環日報》執中國報紙草創時期之牛耳，林語堂也把王韜比作“中國新聞報紙之父”。

　　19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尚處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閉多于開放的時期，知洋務、講變通的敏銳之士仍屬鳳毛麟角。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王韜將重要媒介手段——報紙引入中國，宣告了中國思想家宣揚改革的近代方式的誕生。1875年，王韜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3篇政論，比鄭觀應《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早23年。自此晚清資產階級思想家和革命家，從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章炳麟，無一不把倡導變革與辦報聯系起來。通過辦報和翻譯，王韜在近代史上扮演了思想開拓者與啟蒙者的角色，無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先驅地位。

　　1897年秋，王韜在上海病逝。100年后，他的故鄉蘇州甪直籌建了一座占地800平方米的王韜紀念館。在這座典型的清式宅園中，王韜半身銅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跡陳列室中，另一側是《循環日報》的復制品，廳柱上鐫刻著康有為題贈給王韜的對聯“結想在霄漢，即事高華嵩”。值此王韜誕辰190周年之際，他心懷家國、變法圖強的光輝思想，必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為國家富強繼續奮斗。（記者 蘇雁 通訊員 劉詩吟）

　　(責編：王珂園、常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