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李約瑟曾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近代科學蓬勃發展沒有出現在中國？

　　圍繞這一“難題”，許多學者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和科學發展做出過反思和批判。

　　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院政策與管理所所長潘教峰看來，過去一百多年里，中國的確曾感受到科學技術落后帶來的痛苦。但與此同時，也正得益于這一百多年的發展，中國證明了自身在近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可以大有作為。

　　而改革開放40年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黨和政府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科技創新實踐有力地回擊了“李約瑟之問”。

　　潘教峰舉例指出，以學科來觀察，我國一些學科的發展確已走到世界前列，從技術層面來看，我國則已形成非常完備的技術和工業體系，在技術領域也取得了一批非常重大的成果。

　　“整體來看，我們要對中國科技發展有充分的自信。”潘教峰說。

　　今天，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和挑戰，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趨勢變化和特點，面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任務和要求，我們更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專項，在多個領域取得了傲人成績。

　　潘教峰認為，以上成就充分說明，中國有一套系統的國家發展的戰略做支撐，特別是近年來習總書記又提出把創新放在新發展理念的首位，整個國家在戰略層面上的高度重視，又進一步轉化成了一系列重大的規劃和行動。

　　而黨和政府對科技的高度重視以及大力支持、統籌布局，正是我國科技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能夠迅速實現全面的提升，乃至在某些方面具有了跨越發展的基礎。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 到2020年，基本形成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在潘教峰看來，無論從政府支持力度，還是從創新土壤，乃至創新人才等要素上，我國現代科學發展都具有了非常深厚的基礎。而這些，也形成了當代中國對“李約瑟之問”的答案。

　　潘教峰指出，整體而言我國作為一個創新型國家初步的格局已經形成。近些年中國科技發展對國際的貢獻也越來越大，過去我們更多的是學習，現在則進入平等交流的階段。

　　對于我國科技事業下一步發展戰略思路，習近平主席曾在2018年5月28日舉行的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開幕會上指出，要強化戰略導向和目標引導，強化科技創新體系能力，加快構筑支撐高端引領的先發優勢，加強對關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學問題的研究部署，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