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雜志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該文是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的一部分。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中央決定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設立這樣的機構。

　　在談到基于什么樣的考慮決定成立這一委員會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一系列問題、舉出實例，并點出問題的要害。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

　　關于黨的領導和法治關系問題，我反復講過。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強黨的領導的應有之義，也是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為什么我國能保持長期穩定，沒有亂？根本的一條就是我們始終堅持共產黨領導。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定海神針”。

　　全面依法治國決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斷提高黨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依規治黨深入黨心，依法治國才能深入民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制定和修訂了140多部中央黨內法規，出臺了一批標志性、關鍵性、基礎性的法規制度，有規可依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下一步的重點是執規必嚴，使黨內法規真正落地。

　　絕大多數落馬官員懺悔時都說自己不懂黨紀國法。為什么黨內這么多高級干部走上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動搖了，但對黨紀國法沒有敬畏之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以法治為引領。在發展和法治關系上，一些地方還存在“發展要上、法治要讓”的誤區。去年（2017年），黨中央處理了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一批黨政干部受到處分。《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歷經3次修正，部分規定始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不一致，立法上“放水”，執法上“放棄”，才導致了祁連山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的結果。這樣的教訓必須深刻汲取。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黑惡勢力怎么就能在我們眼皮子底下從小到大發展起來？我看背后就存在執法者聽之任之不作為的情況，一些地方執法部門甚至同黑惡勢力沆瀣一氣，充當保護傘。執法部門代表的是人民利益，決不能成為家族勢力、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近年來，司法機關依法糾正了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念斌案等一批冤假錯案，受到廣大群眾好評。造成冤案的原因很多，其中有司法人員缺乏基本的司法良知和責任擔當的問題，更深層次的則是司法職權配置和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沒有真正形成。

　　最近發生的長春長生疫苗造假案，背后的原因也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把法律法規當兒戲。

　　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善于運用法治。在對外斗爭中，我們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領法治制高點，敢于向破壞者、攪局者說不。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調整變革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最終促成了秦始皇統一六國。漢高祖劉邦同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為其一統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漢武帝時形成的漢律60篇，兩漢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為治國之重，一部《貞觀律》成就了“貞觀之治”；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唐律疏議》，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

　　從世界歷史看，國家強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3000多年前，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即位后，統一全國法令，制定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漢謨拉比法典》，并將法典條文刻于石柱，由此推動古巴比倫王國進入上古兩河流域的全盛時代。德國著名法學家耶林說，羅馬帝國3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滅亡而消亡，宗教隨民眾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

　　“改革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要堅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實現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