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一大早，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會議室擠滿了人，其中不乏慕名而來的年輕面孔，他們在等待一位耄耋老人。

　　上午9時許，88歲高齡的真菌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鄭儒永在老伴黃河研究員的攙扶下，緩步走了進來，在場的人紛紛起立鼓掌。當天，這對科學伉儷將畢生積蓄150萬元，捐贈給中國科學院大學教育基金會，成立“鄭儒永黃河獎學金”。

　　“就是想（激勵）青年投身科研，不負時光，努力向上！”捐贈儀式結束后，鄭儒永專門提到了年輕人，她說：“國家培養了我，中科院培養了我，我要為國家再作一點貢獻。”

　　在場者聽后無不為之動容。

　　當天，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劉雙江援引著名數學家蘇步青的話說：“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用不著等待什么特殊機會，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表現自己對祖國的熱愛”，“鄭先生就是這樣，他們夫婦沒有子女，二老一起走過的人生歲月，幾乎全部都獻給了科研事業”。

　　如今，這位“畢生致力于真菌分類”“在真菌學領域作出巨大貢獻”的“鄭先生”，心里想的仍然是如何再貢獻一點余熱。

　　年輕時的鄭儒永，有過一段流傳頗廣的“四年冷板凳”科研故事。

　　1953年，鄭儒永大學畢業后，進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成為一名研究實習員，師從北京中國農業大學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瀾。

　　戴芳瀾教授是我國真菌學創始人、中國植物病理學創建人之一。不過一開始，戴芳瀾并未讓鄭儒永在科研上嶄露頭角，而是直接把她安排在標本室工作。

　　標本室里保存著從清華大學農學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幾個單位整合而來的重要標本，這些標本包裝不一，有的用盒子裝、有的用口袋裝，有的大、有的小，為了便于科研，要進行統一。

　　鄭儒永的工作就是給這些重要標本打標簽、貼標簽、重新包裝。

　　她還記得，那時候沒有中文打字機，每一份標本說明都要手寫，自己設計標本的包裝，給它們“穿上同樣的衣服，一點一點規整，一點一點完成”。

　　就這樣，鄭儒永在標本室一待就是4年。

　　如今回想起來，鄭儒永說，畢業時有一個出國留學的機會，但為了能夠陪在父母身邊，也為了能夠更好地報效祖國，她放棄了留學的機會。沒想到，等待她的，竟然是每天陪伴標本的“重復而又簡單”的工作。

　　鄭儒永說自己從不后悔，也沒有抱怨。那4年，不管是整理近萬個真菌標本，還是處理全室與課題外群眾的書信往來，這些在別人眼中最單調、最“低級”的工作，卻讓她有了更多“充電”的機會。

　　她將這4年形容為“心思沉靜的4年”“扎實積淀的4年”。

　　這之后，鄭儒永被聘任為中科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兼真菌室業務秘書，從“幕后”走到了“臺前”。很快，她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植物病害與真菌標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郵遞》，隨后不久，她就迎來了科研生涯的黃金階段。

　　中科院微生物所的資料上記載著：鄭儒永在國際上首次發現高等植物中的內生毛霉，首次報道了我國特有的人體病原毛霉新種和新變種；1987年主編完成《中國白粉菌志-白粉菌目》，成為國際公認的白粉菌目檢索書。時至今日，鄭儒永關于白粉菌科的屬級分類系統，仍保持國際領先水平。1999年，鄭儒永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58年12月，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與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科院微生物所，鄭儒永成為所里的科研人員。此后50多年，她便一直在這里工作。

　　一臺古老的顯微鏡，見證了鄭儒永半個世紀的科研生涯。她常說，自己當年每天陪伴顯微鏡的時間，甚至超過了陪老伴。

　　在顯微鏡前忘我地工作，讓她患上了骨質疏松和腰椎半滑脫癥。

　　2004年，她的脊柱上“釘上”了兩根鋼柱和9顆鋼釘，醫生告訴她：每天只能坐1個小時，其余時間只能站著或者躺著。

　　從那時起，鄭儒永基本無法坐著工作。73歲高齡的鄭儒永墊高了自己的辦公桌和實驗臺，每天站立8個多小時，無論是觀察顯微鏡還是撰寫論文，無論是手繪真菌圖譜還是查閱文獻，都是站立完成。

　　這一站，就是15年。

　　同事對鄭儒永最多的評價是：作為一個出身大家族的名門閨秀，她身上絲毫沒有富家小姐的嬌弱之氣，面對科研，她不怕困難，堅忍不拔，敢于挑戰。

　　鄭儒永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哪個行業都有各自的困難，也各有各的樂趣，只要有興趣，你就不會覺得困難。我覺得，如果你做那些一點沒有困難的工作，那才叫淡而無味。我就愿意挑難一點的工作做。因為有難點，才有東西去解決，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2016年1月，鄭儒永度過了85歲壽誕，在耄耋之年，她步履蹣跚，穿過車水馬龍的馬路，來到實驗室，來到她所鐘愛的那臺顯微鏡前。她還是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