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再降0.2個百分點至3.3%低位，一邊是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上調0.1個百分點至6.3%，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引發各界關注。其中不僅這“一降一升”對比強烈，中國更成為了2019年主要經濟體中唯一被上調預期的國家或地區。如論者言，世界經濟正處在“微妙時刻”，下半年的“不確定因素”仍在增多。相比歐元區的黯淡、新興經濟體的乏力，中國經濟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良好勢頭有目共睹，也令人稱羨不已。那么，中國經濟基業長青、經冬不凋，屢創“風景獨好”佳績的奧秘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值得反思與總結的時代命題。

　　回答命題之前，不妨從流行的發展經濟學要素著手剖析。是人口的紅利嗎？另一人口大國印度今年增長預期被下調0.2個百分點。是地緣的便利嗎？全球化時代的交通成本已大幅攤薄，互聯網更讓空間不再是掣肘。是后發者的趕超力嗎？諸多“四小龍”“四小虎”不過曇花一現。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比較優勢嗎？應當講，這在起飛初期確讓我們在世界分工中占到一席，但時至今日產業升級更倚重資本與技術的合理配置，僅用低成本很難解釋結構性的優化。倘若這些慣常的理論都立不住、或只能說明中國經濟某一方面的成就，那么就要從更廣闊的視角審視，同時拉長觀察周期波動的歷史焦距。

　　毋庸置疑，類似“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的周期性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共同特征，而克服經濟危機、熨平商業周期也是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任務。與西方國家的政府干預不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共進行過8-9輪的宏觀調控，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紀80年代抑制過熱的治理整頓、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擴大內需、應對國際金融海嘯的保增長及應對新常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正是這數輪調控，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與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優勢有機結合起來，使得中國經濟從轉型初年至今，始終能較為從容地應對外部環境變化，能較為高效地完成內生動力培育，一次次成功避開航道上的礁石和險灘。

　　具體來講，我們的宏觀調控有什么特殊性，能引導好企業的預期性行為、避免了經濟的“硬著陸”呢？從實踐中歸納來看，一是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折騰、不翻燒餅，大政方針貫徹落實能“一竿子插到底”，這是西方多黨競選制不可比擬的優勢；二是計劃經濟雖然轉軌終結，但經濟計劃仍然與時俱進，比如五年規劃、年度計劃的科學制定、嚴肅執行，都起到了有章可循、穩定軍心的“桅桿”作用，相比市場自發的、盲目的出清調節，國家規劃的宏觀指導更有定力、更加進退有據；三是調控手段日漸成熟、目標日趨定型，針對性強，不囿于本本，見招拆招，財稅、貨幣、產業各政策協同配合，杜絕政出多門、相互掣肘，同時嚴肅問責、令行禁止；四是牢牢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并將其落實、落細、落小，力促國企、民企、外企共生共贏，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各類企業取長補短；五是全面深化改革發力，將專項改革作為調控政策的有力推手，比如對“融資難、融資貴”的疏通，既是金融業自身健康發展的改革需要，又是精準輸血的定向調控，此外區間、相機調控等也是對調控自身的創新完善。宏觀調控的這些機制化建設，為防止大起大落的逆周期操作奠定基礎。

　　有松柏之茂，方經冬不凋。概而言之，正是社會主義宏觀調控與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疊加，有力地塑造并釋放了中國經濟巨大的政治優勢，輔之以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及創新創業創造的社會氛圍，為廣大微觀企業創設出難得成長條件，雖遇寒冬不為懼，偶逢酷暑亦淡定，由此呈現出不同于其他經濟體的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等基本特征，構筑起長期向好的戰略基本面。當然，唱響自信不等于無視問題與風險，恰恰相反，正是我們對問題風險的準確判斷、居安思危，才有政策的未雨綢繆、從容不迫，基于此衍生出的自我凈化、自我革新意識，更是中國經濟化危為機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