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題為《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標志著“一帶一路”建設正從基于早期收獲的合作“大寫意”邁向沿著高質量方向發展的“工筆畫”階段。這個國際合作新平臺不僅是中國新時代統領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而且為世界各國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尤其對中拉經貿合作轉型升級也意義重大。

　　2012年前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隨后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糾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現象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與此同時，拉美國家在應對連續五年經濟增速下滑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以平等為目標的結構變革戰略，試圖通過深化結構性改革實現包容性增長。在此背景下，中拉經貿合作步入提質增效轉型期，主要表現在貿易由前期跨越式增長轉向更加注重貿易平衡和結構優化，投資由前期集中于資源能源轉向促進多元化生產的國際產能合作，金融合作從聯合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轉入在貨幣合作、融資創新和拓展同拉美區域性金融機構合作等方面深耕細作。

　　然而，在全球保護主義抬頭、金融波動性加劇的國際環境中，這個轉型升級急需新平臺給予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恰逢其時。2018年1月份，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通過《關于“一帶一路”特別聲明》，正式確認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不可或缺的參與方。“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和“五通”建設與建立中拉關系“五位一體”新格局高度契合。從本質上講，“一帶一路”建設能夠促進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必將為中拉經貿合作轉型升級增添助力。

　　從需求方面看，“一帶一路”建設契合拉美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之需。中國和拉美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存在互補。中國開始從投資拉動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變，更加注重釋放有效需求，強調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和出口的支撐作用。拉美則需要從高消費、低投資的“跛腳”增長模式向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轉變，更加注重產業政策和吸引外資的作用。因此，中國增加消費的拉動作用、促進海外投資，有利于拉美國家促進出口結構多元化及提高投資水平。中國在本屆高峰論壇上提出的“更大規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重大舉措可激勵拉美國家提高高附加值生產比重，從而帶動相應投資。

　　從生產結構方面看，“一帶一路”建設契合拉美國家產業結構升級之需。近兩年，拉美第一二產業對經濟拉動作用明顯不足，這與債務危機之后整個地區出現“去工業化”趨勢密切相關，2003年至2008年國際初級產品價格超級繁榮更固化了這種趨勢。自2015年以來，中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恰好為拉美優化產業結構提供了契機。中國在本屆高峰論壇上提出的“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勢，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更是為產業升級指明了方向。初級產品只是拉美國家的靜態比較優勢，未來拉美產業升級著眼于培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動態比較優勢。中國在智能制造、新興產業等方面具有資金、人才和技術優勢，因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產業投資與拉美再工業化戰略對接，有利于拉美建立和完善當地產業體系,進而促進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整合。

　　從一體化方面看，“一帶一路”建設契合拉美區域一體化發展之需。聯合國拉美經委會一直提倡通過加快區域一體化實現以平等為目標的結構變革戰略。其一，通過貿易一體化加強總需求，以彌補發達國家留下的需求缺口。中國與智利、秘魯和哥斯達黎加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并推進后續升級已經起到了強大的示范效應，在中國新一輪擴大市場準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及擴大進口等重大改革開放舉措推動下，中拉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將繼續深化。其二，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降低生產成本，以重組價值鏈、增強生產率和競爭力。拉美經委會研究顯示，2016年至2030年，為滿足企業和最終消費者基礎設施需求，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例需要保持在年均5.4%至8.6%的水平上。這也印證了習近平主席關于“基礎設施是互聯互通的基石，也是許多國家發展面臨的瓶頸”這一論斷。因此，在設施聯通作為共建“一帶一路”優先方向指引下，中拉基礎設施合作潛力巨大。其三，通過金融一體化增強外部融資，以提高服務實體經濟和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2019年4月份，由中國國開行牽頭成立的中拉開發性金融合作機制是金融合作的最新嘗試。可以預計，作為共建“一帶一路”重要支撐的資金融通將從雙邊和多邊機制兩個方面助推拉美金融一體化向縱深發展。（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執筆：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