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王忠耀

　　11月5日，“進博時間”再度開啟。回顧歷史，開放合作是增強國際活力的重要動力。12月，廣東省陽江市海陵島上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將迎來開館10周年，其中的展品都在講述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點點滴滴，其中尤以“南海Ⅰ號”沉船，最受人關注。

　　“南海Ⅰ號”發(fā)掘出的青白瓷四系罐 光明日報記者 王忠耀攝/光明圖片

　　一走進陳列現場，一股海泥味道撲鼻而來。“南海Ⅰ號”殘長22.95米、寬9.85米，船內艙室最深2.7米，設14道艙壁分隔成15艙。按照正常成年人步速，繞船體一周也需5分鐘左右，這樣一艘龐然大物，竟來自800年前的宋代。

　　以一船盡覽宋代海外貿易之發(fā)達，盡觀昔日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作為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物載體，“南海Ⅰ號”讓不少人聯想起了遠在西北的那個陸上絲路節(jié)點，故有“海上敦煌”之謂。“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重要構想、平等開放的世界貿易遭遇挑戰(zhàn)的今天，‘南海Ⅰ號’價值的深入研究挖掘，對于我們而言或許有更多不同的意義。”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牛軍凱表示。

　　一段中國水下考古發(fā)展史

　　中國的水下考古工作自20世紀80年代起步，迄今已有30余年。

　　從1987年發(fā)現沉船蹤跡，我國水下考古學之父俞偉超將之定名為“南海Ⅰ號”，到2001年5月精確定位沉船位置，再到2007年實施整體打撈并入駐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最終于2014年開始大規(guī)模保護發(fā)掘工作，“南海Ⅰ號”的考古歷程，可謂中國水下考古的真實寫照。

　　“我們現在已經很清楚‘南海Ⅰ號’在中國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國首批水下考古隊員、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崔勇向記者表示，中國的考古挖掘始自殷墟，而水下考古則從“南海Ⅰ號”開始，它為建立水下考古學提供了基礎和最重要的實物資料，稱其為“水下殷墟”并不為過。“一個項目做32年，整個過程確實是其他考古項目很難比的，是非常值得去回味的。”崔勇說。

　　根據最新的考古發(fā)掘統(tǒng)計，“南海I號”出水文物總數超過18萬件，包括各類金、銀、銅、鉛、錫等金屬器，竹木漆器，玻璃器以及人類骨骼、礦石標本、動植物遺存等，其中尤以鐵器、瓷器為大宗。此外，船艙內還發(fā)現了咸鴨蛋等特殊商品。

　　“目前船艙內的貨物清理結束，證明發(fā)掘已經進入了一個節(jié)點。目前中國的考古歷史上還沒有一個項目能發(fā)掘這么多的文物。”崔勇告訴記者。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技術總監(jiān)、“南海Ⅰ號”保護發(fā)掘項目領隊孫鍵，也曾在為光明日報撰寫的文章中，將“南海Ⅰ號”稱為迄今為止我國水下考古最為重要的發(fā)現。

　　一部宋代社會“開放實錄”

　　2018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員在挖掘“南海Ⅰ號”甲板下的船艙內部過程中，發(fā)現有人類骸骨，對殘骸提取骨膠原進行DNA測序后，排除了遺骸是黃種人的可能。這一發(fā)現，顯示出南宋時期或已出現了外籍水手，更讓不少人對于南宋社會的對外交流開放，以及當時中國與世界頻繁的海上貿易往來產生了濃厚興趣。

　　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曾有記載，“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一舟數百人，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戴勝德表示，“南海Ⅰ號”使用的水密隔艙技術是宋代中國對世界造船業(yè)的巨大貢獻，后來更成為造船業(yè)標配。宋代船舶制造工藝的高超，讓遠洋海上貿易成為可能。

　　“福建德化窯這個大碗，器形比較大，在我國其他窯址中出土的比較少，據推測，這有可能是來樣定燒的，專門的外銷瓷，出口到東南亞地區(qū)，比較符合他們的生活習慣，比如印度人有吃手抓飯的習慣，碗口就需要比較大。”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負責瓷器修復的耿苗向記者介紹道。

　　“這條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證材料，通過這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重要性。我們國家三面環(huán)山一面環(huán)海，如果沒有絲綢之路，如果沒有跟不同地區(qū)的交往，很難想象我們會有這么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文明之間沒有什么高下和優(yōu)劣之分，只有交流和共同進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自我封閉的話，我們任何人都很難單獨前行。”孫鍵曾表示。

　　一幅自由平等的多邊貿易畫卷

　　在今年9月舉行的第14屆中國-東盟文化論壇上，一位來自廣東陽江的老人馮崢帶去了他與“南海Ⅰ號”的故事，引起了現場不少聽眾的共鳴。那些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塵封已久的交流佳話，至今娓娓道來依舊動人。

　　“‘南海一號’更像是一種意象，代表了一個開放和發(fā)展的中國，代表了一個對其他文明有著博大胸襟的中國。包括這兩天正在舉辦的進博會在內，當前我們借助‘一帶一路’、G20、上合組織等平臺和機制，與其他各國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規(guī)模前所未有，相信中國也會為世界帶來更多新的可能。”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研究員谷名飛對記者表示。

　　“關注海洋意識中蘊含的‘平等、多元、寬容、共同發(fā)展’的內涵，以及由此孕育的人文理念，也是古代珍貴文化遺產帶給我們的啟迪。認識‘海上絲綢之路’在不同文明互動中的作用及其特征，我們可以承繼歷史遺產，汲取有益經驗，賦予這一古代交往通道以新的時代意義，使之在與沿線國家和人民的溝通中產生共鳴，以期更好地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孫鍵認為。

　　陳寅恪先生曾有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對此，廣東省社科院副研究員郭軍認為，當前中國的發(fā)展成就證明了先生所言非虛。“‘南海一號’不光是一項單一的考古發(fā)現，它更向我們展示了自由平等的多邊貿易為世界發(fā)展帶來的諸多可能。歷史經驗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險灘暗礁阻擋不了大江奔流，堅持開放、合作、共享的中國，會為世界帶來更多積極的可能性。”郭軍說。

　　《光明日報》（ 2019年11月0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