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重大部署和要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高度契合，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高度契合，與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經濟對發展的迫切需要高度契合，能夠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

　　制度的豐富與發展是內生性演化的歷史必然

　　馬克思主義認為，制度是社會關系的產物，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而發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可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完善與發展，是內生性演化的歷史必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并作出決定，也反映了我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后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內在需要。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消滅一切剝削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在當時面臨內外部敵人威脅與顛覆的危險，經濟基礎薄弱，并遭到西方國家封鎖與禁運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與實行，對維護國家的主權與尊嚴起到重要作用。雖然在此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發展很少與國際市場發生聯系，沒有與國際經貿規則實現有效對接，但在這一基本制度的框架下，我國初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與騰飛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與制度基礎。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在這期間，中國逐漸以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在經濟上日益重視與國際市場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對接，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為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國大規模開展法律法規清理修訂工作，構建了符合世貿規則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新時期經濟制度與體制的改革與完善，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也為世界經濟注入強勁動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到進一步完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后銜接、繼承發展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在國有企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等方面均取得顯著成績。世界銀行近日發表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顯示，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我國營商環境排名第31位，較去年提升15位。

　　現在，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我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基本經濟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與制度基礎。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堅強支撐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制度建設問題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基本經濟制度在實踐中不斷系統化、科學化、完備化，是新時代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可靠保證。制度是定國安邦之根本。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國內外形勢復雜深刻，風險挑戰頻仍，但只要包括基本經濟制度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得到堅持、鞏固、發展與完善，無論遇到怎樣意想不到的情況，改革開放都會“亂云飛渡仍從容”，中國經濟就能行穩致遠。

　　制度建設事關國內，也影響國際。成熟穩定的經濟制度可為國內經濟主體提供按一定程序辦事的規程，也使其他國家的經濟主體在與中國開展經貿往來時有章可循、有規可依，提高預期的穩定性，降低風險系數與交易成本。經濟影響力與制度影響力如影相隨、相得益彰。大國之大，在于經濟實力雄厚，也在于經濟制度優秀。中國是發展中大國，完成民族復興偉業需要為世界提供豐富的物質產品，更需要提供具有原創性、高質量的制度產品。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充滿不確定性。世界經濟長期低迷，貧富差距、南北差距問題突出。究其根源，是經濟領域的突出矛盾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如，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又如，全球經濟治理滯后，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過去數十年，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深刻演變，而全球治理體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夠。全球產業布局在不斷調整，新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日益形成，而貿易和投資規則未能跟上新形勢，機制封閉化、規則碎片化十分突出。再如，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再加上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出現混亂與衰退，國際貿易規則頻頻失靈。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成為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引領世界經濟朝更加有利于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方向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也是歷史賦予中華民族的神圣使命。

　　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展現

　　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巨大的創造性、開拓性和科學性，這已經在中國這些年來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得到檢驗與證明，其本身具有的優越性，及其對大變局時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引領作用，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顯現。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代表少數富有人群的利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根本上保障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能夠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以最大限度實現資本增值為目標，聽任市場在經濟活動中自發地、盲目地發揮作用，必然帶來發展不平衡與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能夠最大限度地維護公平正義，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能夠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營造尊重知識價值的環境，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其中之一就是，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在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過程中，能夠通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有所作為。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通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能夠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調動與匯合各種力量共同推進世界經濟發展，與世界各國構建利益高度融合、彼此互相依存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