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承載著社會各界的愛心善意，傳遞著樂善好施的中華傳統和互助友愛的核心價值。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研究部署近期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重點工作的會議，有一個令人關注的行動細節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和其他六位常委均為支持防疫工作捐款。在舉國同抗疫情、全民共克時艱的特殊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通過多種方式，對慈善如此重視和關切，表明了慈善的特殊意義。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戰役中，社會各界踴躍捐獻款物，短期內即募集到逾200億元的款物，許多人士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志愿服務，集中展現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中國優勢和公眾的強烈公益責任感。

　　然而，疫情期間慈善領域發生的失范現象與不當作為，也卻暴露出了我國慈善事業的不成熟，主要表現在于：一是對慈善事業重視不夠。地方普遍并未將其視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進而不能依法依規行事，而是簡單地將其納入傳統行政框架體系進行處理。二是缺乏有效的慈善應急機制。既未建立慈善需求的共享信息平臺，亦未有慈善領域的協商協調協同機制，而是依靠公權力臨時指定湖北、武漢的紅十字會、慈善總會集中接收捐贈，這種做法既未尊重民間慈善的客觀規律，亦未考慮公眾的感受。三是慈善組織缺乏足夠的公信力與應急能力，同時又缺乏有效監管。慈善事業發展的根本在慈善組織具有公信力，公信力的確立則是需要經過長期檢驗才能得到認可的，而當地紅十字會、慈善總會顯然還缺乏足夠的公信力，在井噴式的社會款物捐獻面前更缺乏高效應急處置能力，很難做到讓每一份愛心善意都及時落到實處，從而導致慈善資源不能及時發揮效能，讓公眾愛心受到減損。

　　反思抗擊疫情前期慈善領域差強人意的表現，至少可以獲得如下啟示。

　　第一，應當提高全社會對慈善事業的認識高度。慈善代表的是社會各界的愛心善意，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表現，是永遠值得珍視的寶貴精神財富，而慈善事業顯示出來的強大資源動員能力亦表明其是應對重大災難和改善社會治理的不容輕視的重要力量。因此，應當提高全社會特別是各級政府對慈善的認識高度，并將其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真正尊重慈善的客觀規律，在新時代依法依規發展好慈善事業。

　　第二，必須建立應對突發重大災難的慈善應急機制，包括政府與慈善的合作機制、慈善組織之間的有效協作機制，以及信息共享機制、資源調度機制等，這是避免疫情期間舉止失措的根本條件。

　　第三，必須著力培育和不斷提升慈善組織、紅十字會的能力。其能力首先是公信力，這是慈善組織與慈善活動的立身之本，必須嚴格規制慈善信息公開，維護募捐與捐助有序運行，同時強化組織內部治理與行業自律機制，通過競爭而非公權力指定而形成具備相應能力的樞紐型慈善組織、慈善行業組織十分必要，這是引領整個慈善事業良性發展與有序運行的重要條件。

　　第四，必須健全慈善監督機制。民政部門是《慈善法》明確的執法主體，應當切實擔負起提供有效服務和實施有效監督的職責與使命，在遭遇重大突發災難事件時，能夠成為讓公眾放心的保證。

　　第五，必須盡快調整、優化慈善事業的結構。慈善事業不能只有款物捐獻，而要實現款物捐獻與志愿服務并重，物質援助與提供相關服務并重，伴隨國家財力的不斷增強，款物捐獻將逐漸讓位于各種社會服務的提供，此次疫情防控及疫情過后就特別需要基于人文關懷的心理咨詢輔導、康復服務及社會融合工作，這些服務的供給顯然不是政府部門的優勢，應當成為慈善組織的重要任務。

　　第六，高度重視社區互助機制。在防控疫情期間涌現出來的一些社區自動組成互助組并實施集體采購、互助服務、集體防控，不僅增進了社會成員間的合作，而且解決了不少實際難題，如果這類做法得到推廣，則整個慈善事業的發展就有了最基層的基礎，它與社會化的慈善事業殊途同歸，更符合鄰里之間互助友愛的中華傳統，值得認真總結與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