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直播電商等新興業態的迅猛發展，帶動了網約車、外賣騎手、網絡營銷師等新就業形態的日益普及。這些新就業形態是典型的零工經濟，就業人員的勞動時間、地點、工作方式和勞動關系都很靈活，但也給社會保障提出了難題。

　　社會保障既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是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社會安全網。特別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養老可持續問題凸顯，社會保障也越來越重要。第一代農民工離土不離鄉，年老時往往回歸鄉村，而農村社會保障可以為其提供最基礎的保護。新就業形態的主力軍——新生代農民工則呈現出典型的“去農化”和“入城化”特征，如果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或將危及城市可持續發展乃至社會穩定。

　　同其他行業和工作相比，靈活就業的確是太“靈活”了，以至于基于既有法律法規建設的社會保障體系有些跟不上。一方面，以平臺企業為代表的用人單位往往期望輕資產運營，沒有政策壓力和主觀積極性為就業人員繳納社保。新型勞動雇傭關系得不到法律法規的保護，也使拖欠社保的用人單位可以逍遙法外。另一方面，就業人員過于短視，希望掙快錢，而沒有審慎考慮意外風險、醫療問題和養老需求。與此同時，就業的靈活性、短期性、流動性和非契約性，都使社保成為就業人員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解決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真正織就一張靈活、流動但有力的社會安全網。

　　首先，政府部門應完善平臺企業為勞動者繳納社保的法律法規，以社會保障為突破口，一方面保障勞動者應有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推動平臺企業擔負起應盡的社會責任。政府監管最初聚焦反壟斷、產品質量等經濟監管領域，而未來則應從經濟監管走向社會監管，更多著眼于社會保障這樣的兜底性社會監管，使平臺企業真正履行社會保障義務。

　　其次，政府部門應推動靈活就業人員應保盡保。目前社會保障仍是非強制性的，靈活就業人員可以選擇是否參保。行為科學和循證政策認為，個體在一些重大選擇上往往有欠理性，對此，政府部門應通過“助推”的方式使其作出更加理性的選擇。

　　再次，要創新社會保障方式，用平臺型社會保障解決平臺經濟的社保難題，跟上并適應新興業態的發展趨勢。政府部門不應被動等待靈活就業者主動適應社會保障，而應積極主動創新社會保障方式以保障新興業態從業者的基本權益。目前社會保障繳納的數字化進展較快，但是跨地區、跨部門和跨系統的社保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還沒有得到實質性推進。要推動相關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并加強政府同企業的用工社保數據對接。

　　最后，要加強跨部門協同，合理推動解決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涉及多個職能部門，為此，可以確定同社會保障最相關的人社部門為主責或牽頭部門，協同其他相關部門共同推進，真正解決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作者：馬亮，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