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室內場景。人民日報記者 龔仕建攝

　　圖②：兵諫亭。人民網記者 吳 超攝

　　圖③：西安事變后，當時國內報紙的報道。人民日報記者 張丹華攝

　　圖④：193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的小客廳。西安事變紀念館供圖

　　驪山北麓，華清池畔，五間廳墻體上的彈孔清晰可見。

　　兵諫亭側，游人如織。西安臨潼華清宮，在《12·12》西安事變實景演出中，交錯的光影讓人仿佛回到了那個風云激蕩的歷史時刻。

　　兵諫亭、新城黃樓、張學良公館、楊虎城止園別墅、高桂滋公館等西安事變舊址分布于西安市區不同的角落。如今，再一次走近、聆聽，穿越時空的隧道，歷史的回響仍不絕于耳。

　　民族危亡，挺身而出

　　西安市青年路117號，是楊虎城將軍紀念館。這里原為楊虎城止園別墅，園內二層閣樓已歷經80多年的歲月。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華北事變，民族危亡！蔣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拒絕抵御外敵，繼續鎮壓抗日救亡運動并命令張學良率東北軍、楊虎城率第十七路軍“圍剿”已到達陜北的紅軍。

　　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根據日本加緊侵華后中國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同時，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所部大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他們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在楊虎城止園別墅一樓會客廳，楊虎城先后會見過共產黨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漢宸等人。作為秘密接待處，楊虎城與中共聯絡人員在這里達成共同停戰、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見。

　　民族危亡之際，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三方確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聯系，共同為抗日做準備工作。

　　建國路69號，張學良公館坐落于此。三幢西式小樓依次排開，青瓦蓋頂，中樓屋頂斗拱挑檐。小樓對面是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室，陳列室中一張東北軍與紅軍聯歡照生動形象，印證著當時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紅軍在西北的抗日聯盟初步形成。

　　“西安事變之所以是歷史的轉折，主要在于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更多的人，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敵。”在西安事變紀念館研究館員石八民看來，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發動兵諫，逼蔣抗日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黨內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提出“逼蔣抗日”的總方針。

　　12月9日，西安城內1萬余名學生舉行請愿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指令張學良實行武力鎮壓，張學良趕到西安灞橋勸阻學生。他為慷慨陳詞的學生們的愛國熱忱所感動，答應在一星期內用事實回答他們的要求。

　　同日，蔣介石為了加強對張、楊的壓力，宣布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他的這些部署，既是為了大舉“剿共”，同時也是準備解決張、楊的問題。張學良在12月10日、11日又兩次向蔣介石進諫，竟被蔣介石斥為“犯上作亂”。

　　發動兵諫，逼蔣抗日！12月11日晚，張學良、楊虎城達成一致，決定實行兵諫。當晚，張學良公館西樓燈火通明，一場嚴密的戰略部署后，八項抗日主張也基本草擬。

　　“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國民黨要員。”是夜，楊虎城將軍在新城公館秘密部署后，張學良帶領東北軍重要將領來此匯合，二人共同坐鎮指揮，西安事變一觸即發。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東北軍一部包圍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第十七路軍同時控制西安全城，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

　　事變發生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等18位高級將領署名發表《對時局通電》，說明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被迫發動事變是為了敦促蔣介石進行抗戰。通電提出“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項抗日主張。

　　扣留蔣介石后，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吾等為了中華民族抗日利益，不顧一切，今已將蔣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接到張學良的電報后，中共中央緊急開會商定，對張學良、楊虎城積極援助，力促實現抗日主張。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兩次致電南京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和具體建議；一面應張、楊之請求，集中紅軍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涇陽等地，向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靠攏，準備隨時迎擊國民黨對張、楊的“討伐”。同時，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到西安和談。

　　如今，驪山五間廳玻璃窗、墻壁上的彈孔依舊清晰，兵諫亭旁的虎斑石“蔣介石藏身處”前來參觀的游客駐足凝視，仿佛穿越回那個激蕩的時刻。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后，全國形勢愈加復雜。“以何應欽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主張轟炸西安，若如此，內戰將全面爆發，只有和平解決，才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西安事變紀念館講解員候敏行指著墻上當時各大報刊的報道說。

　　12月17日下午，周恩來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飛抵西安。周恩來與張學良商談了關于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住在張學良公館東樓。經過與張學良、楊虎城分別談話，三方面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

　　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宋子文、宋美齡與張學良、楊虎城談判。最后達成六項條件，其中包括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

　　張學良公館西樓，會議室里陳列著當晚和談的擺設，塑像人物還原了三方和談的情景。幾名游客駐足凝視，沉浸在和平談判的歷史瞬間。

　　12月24日晚，周恩來在高桂滋公館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蔣介石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成功實踐。”石八民說。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國民黨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在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室，毛澤東對于西安事變評價的一句話在燈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輝：“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

　　如今，西安事變紀念館已經成為紅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幅幅歷史照片、一件件文物文獻、一幢幢文物建筑，講述著那一段風起云涌的崢嶸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