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筆耕的巴勃羅·羅維塔。巴勃羅·羅維塔供圖

　　《揀珍珠——短篇小說佳作》封面。巴勃羅·羅維塔供圖

　　《我們的記憶：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封面。巴勃羅·羅維塔供圖

　　1975年，一位名叫巴勃羅·羅維塔的烏拉圭少年隨父母來到中國。此后，他長期在中國學習、生活和工作。他能說一口地道的普通話，脫口而出的兒化音透露著在北京的長年生活經歷。他既是中國發(fā)展和逐步走向富強的親歷者，也是中國和世界開展文明交流的參與者，他親歷著中國的發(fā)展和變遷，見證著中國各方面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

　　少年時代與中國結緣

　　巴勃羅·羅維塔1958年生于南美洲，是地道的烏拉圭人，然而熟悉的朋友一般不稱呼他長而繞口的西語名字，而是習慣親切地叫他“老羅”，他也更喜歡中國朋友的這個稱呼。

　　老羅能與中國結緣，與他的家庭，特別是父親比森特·羅維塔的影響直接相關。比森特是一名書商，20世紀60年代初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開設了書店和出版社，在烏拉圭和南美地區(qū)發(fā)行來自中國的書刊，其中既有連環(huán)畫、中醫(yī)藥等生活類書籍，也有介紹中國政治社會情況的書籍。當地民眾通過這些書了解到中國的文化、社會、歷史情況和民眾的日常生活。比森特曾多次應邀訪華，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成為中拉民間交流的重要使者。

　　當時家里的茶葉、掛歷和中國繪畫作品，以及父親書房中的大量中國書刊，都令年紀尚幼的老羅耳濡目染，兒童畫冊里描繪的那個遙遠而古老的東方國度深深吸引著他。直到今天，老羅依然清楚記得父親書房里的書，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愚公移山》兒童版漫畫書。此外，與拉美作家風格迥異的中國作家如魯迅、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也令他倍感新奇。

　　1975年，比森特應邀來中國，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17歲的老羅隨父母及妹妹一起來到北京。老羅經常自豪地說：“我家是在中國待的時間最長的烏拉圭家庭之一，而我可能是在中國待的時間最長的烏拉圭人。”他先在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學習兩年漢語，隨后進入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度過5年學習時光。此后，老羅的人生和職業(yè)生涯牢牢地同中國連接在一起，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中國減貧是人類歷史的奇跡

　　老羅來到中國已有46年，他目睹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親歷了中國社會的迅速發(fā)展，感受著中國的逐步富強。初到中國，對于青少年時期的老羅來說，是從南半球來到北半球，從西方世界來到東方國度，從人口只有幾百萬的烏拉圭來到人口數億的中國，儼然來到“另一個世界”。對他來說，這個新世界充滿新鮮感。“高效，組織性、紀律性強，人們遵守時間，社會分工明確，一切井井有條”，這是他對中國的最初印象；“友好、樂觀、吃苦耐勞”，則是老羅對中國人民的第一印象。

　　伴隨年齡的增長和生活閱歷的增加，老羅對中國的認識也更加深入。在他看來，“中國在各方面都發(fā)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中國在經濟、貿易、科學技術等方面躍居世界前列，城鄉(xiāng)基礎設施建設日新月異，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活中先進技術的應用便利快捷”。老羅認為，任何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如果能來中國看一看，一定會認識并體驗到這些變化。

　　在老羅看來，在諸多變化中，最突出的是中國國際地位的大幅提升和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1975年的中國還沒有深度融入國際社會，當時有些國家還在對中國進行封鎖。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舞臺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

　　老羅認為，中國消除絕對貧困具有世界意義。首先，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中國政府能夠做到，這就是歷史性的勝利，是對世界減貧事業(yè)的重大貢獻。其次，中國的減貧成就創(chuàng)造了世界奇跡。1949年以前，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人民遭受饑餓之苦。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嶄新中國。改革開放后，中國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人民生活改善方面發(fā)生巨大變化。而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扶貧開發(fā)進入脫貧攻堅新階段，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過去40多年間，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7.7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無論是消除絕對貧困的速度還是人口數量，中國都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第三，中國政府和執(zhí)政黨的有效政策，是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重要保障。世界上不少國家也曾有過經濟快速發(fā)展的階段，但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從根本上解決了貧困問題。中國之所以能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取得消除絕對貧困的巨大勝利，主要依靠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政府的堅定決心和莊嚴承諾，依靠有效政策和偉大實踐。老羅認為，“中國的經驗和成就值得許多國家學習和借鑒。”

　　用文字講述中國故事

　　清華大學畢業(yè)后，老羅先后就職于西班牙埃菲通訊社、西班牙駐華大使館商務處和西班牙石油石化工程公司等機構的駐京單位。通過文字，老羅將他在中國的所思所感介紹給西語國家民眾，為促進中國和其他國家間文化交流作出貢獻。對此，老羅有著中國式的謙虛，他說：“我對中國和西語國家之間的交流交往沒做過什么大事。”

　　20世紀80年代，老羅曾參與外文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的作品集《中國現代短篇杰作選1919—1949》和《揀珍珠——短篇小說佳作》的翻譯工作。這些書籍面向海外發(fā)行，分別收錄了西班牙文版的魯迅、巴金等中國著名文學家的作品，配有著名漫畫家丁聰所畫的精美插畫。其中，老羅負責艾蕪的《石青嫂子》、冰心的《分》、巴金的《月夜》、蕭紅的《手》、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劉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的翻譯工作。那個躲在父親書房里閱讀中國文學的少年已經長大，那些東方文學作品在少年心中埋下的種子終于生根發(fā)芽、茁壯成長。這些書為西語國家的民眾了解中國打開一扇窗，當時的少年也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直接參與者。

　　老羅曾經就職的埃菲社讀者覆蓋西班牙及整個美洲大陸。老羅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體育和民俗等方面內容的報道，向西方民眾客觀展示了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他還參與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在北京舉辦的座談會，以親身體驗幽默生動地描述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中國語言變化的特點。中國外文局朝華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我們的記憶：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收錄了老羅和他的父親兩代人與中國的故事。以個人回憶的方式重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拉友好交流的歷史瞬間，將史冊中嚴肅的文字，以更加貼近生活、溫暖人心的話語表達出來。

　　此外，老羅結合自身經歷出版了《70年代在中國》一書，講述了他作為見證者在中國經歷的歷史性大事，力圖為近年越來越多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人講述中國故事。

　　老羅與中國的故事延續(xù)了近50年，這是中國迅速發(fā)展的50年，也是中國與拉美國家友好交往不斷深化的50年。老羅作為親歷者，見證了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蓬勃發(fā)展。在中國的經歷貫穿了他懵懂的少年時期、朝氣蓬勃的青年時期與成熟穩(wěn)重的壯年時期，他對中國的理解也從感性變得理性，從細膩走向宏觀。

　　回望歷史，無論是曾經條件艱苦的中國，還是發(fā)展日新月異的中國，中國人民的勤勞與智慧從未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沒有改變，這是中國發(fā)展如此迅速的原因所在，也是許許多多像老羅一樣的外國人，作為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親歷者共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