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彭武麟(土家族)

　　近日讀完潘岳先生《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一文(以下簡稱潘文)，受益匪淺。該文試圖從公元300年至600年間西方歐洲歷史與中國歷史之比較中，發現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在民族國家政治發展道路中的自覺選擇及其二者根本之差異，同時對中西學術界有關中國大一統歷史連續性、中西民族政治觀念、中國歷史上族群關系等重大理論話語進行了思辯性反思。作者十分熟悉古羅馬史、歐洲中世紀史、中國古代史，同時參閱了大量文獻及考古材料，通篇布局與文字表述既展現出宏大視野與終極關懷又不失精細活躍與嚴謹敘述。

　　一

　　潘文選擇公元300——600年中西歷史內容作為考察分析對象并開宗明義指出二者間歷史內容形式之相同與發展演變形勢之相異，顯示出作者觀察問題之準確與分析問題之巧妙獨到。即相同的是，在歐洲是日耳曼諸部紛紛入侵羅馬先后建立了一個個“蠻族王國”，在中國是“五胡”紛紛南下先后建立了十六個政權；不同的是，在歐洲未能實現統一而走向分裂進入長達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紀，在中國最終是北方“胡族”政權統一了曾經代表正統的南朝進入了之后的隋唐大一統時代。這一歷史現象，雖然在中西學術論著中不乏敘述和討論，但主要是集中在羅馬史及歐洲中世紀史與中國古代史尤其是魏晉南北朝史等專門領域，而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和討論尚不多見。從史學研究而言，潘文所論主題內容具有跨領域研究的性質，與當下全球史抑或新世界史研究趨勢不約而同。質言之，這一時段所謂歐洲蠻族入侵及其發展演變歷史無論是歐洲民族政治史還是西方語言、文學、宗教藝術等人文研究中，成果及文獻數量不少且水平較高；同樣所謂“五胡亂華”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及魏晉文學、詩歌、玄學等研究領域，無論是已有成果還是文獻資料十分豐富、不勝枚舉。作者將二者聯系起來作為研究對象，不僅具有敢于面對前人成說及跨區域、跨民族復雜歷史之勇氣，而且具有學術創新價值和終極人文關懷。

　　潘文之要義是認為這三百年間歐洲與中國歷史之形同勢異，關鍵在于中西文明之差異，并從二者具體歷史演變過程中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混為一體。主要內容有三，一是文章在交代漢與匈奴“燕然山”之戰推動歐洲蠻族入侵羅馬及南匈奴南下后，接著介紹三國混戰后北方“胡族”人口多于中原漢人史實，再就是歷陳自后漢到北魏等十六個政權的“漢化之路”、“一統之制”等歷史內容，并結合討論“漢化”、“漢制”等理論問題；二是文章敘述了歐洲蠻族王國歷史發展演變過程，即各蠻族占地建國其中主要介紹的是東西哥特王國與法蘭克王國的政治、宗教、文化及其與羅馬傳統之關系；三是文章從中西比較大視野結合討論自治與郡縣、華夏與內亞、夷夏之辨等歷史與理論問題。最后，作者對“中華民族”學術研究進行了簡要回顧，并提出了中國民族研究需要中國話語的時代關懷。另外，作者言語與一般學術文章有別，既邏輯嚴密又生動準確，具有沖擊力、感染力。總體來看，潘文研究內容與對象似乎過去學界有注意到，但將二者結合對比考察則過去學界鮮有嘗試；更為重要的是，除了精細而生動的史實陳述與羅列外，作者對于中西文明、中國民族歷史等理論問題的發現與思辯，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有益于推動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和創新。

　　二

　　首先，通過對那三百年間歐洲與中國“形同勢異”之歷史研究，潘文的核心觀點是中西文明邏輯差異，這一看法不乏個人洞見。眾所周知，中西文明問題歷來就是思想理論界關注的終極性論題，它涉及哲學、歷史、宗教及現實政治生活方方面面，見仁見智。從歷史出發，潘文通過嚴謹的史實說明這一歷史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文明中的大一統政治文化傳統與西方文明中的自治、分治政治傳統。正是這種不同的內在文明邏輯，中國由分裂再次走向大一統，而歐洲則由分裂走向分裂。不僅如此，潘文進而認為中國文明的核心不是禮儀、風俗習慣等等而是大一統政治制度(“超大規模政治體”)。這一看法，對于過去關于中國文明林林總總的概念和理論無疑是一種超越。同時，反觀學術界關于中國歷史連續性問題的爭論，潘文觀點也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創新意義。中國文明歷史連續性問題是學術界特別是西方漢學界一直思考的課題，不僅各種說法迥異而且目的背景復雜，如地理環境論、結構論、南北對抗循環論等等，實際上近年來關注的“新清史”也與之相關，不過它重點在于討論清代的族群性問題。不難看出，如何解釋歐洲由羅馬帝國分裂成幾十個蠻族王國終未統一，如何解釋中國由南北不同民族政權整合為大一統國家并延續至今，潘文提出的文明核心是政治傳統文化論不失為符合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觀點。

　　其次，潘文在論述歐洲與中國“形同勢異”這段歷史過程中討論“漢化”、“羅馬化”問題，具有重大理論反思價值。文章以史實為基礎，說明中國北方“胡族”無不以正統自居，力行漢化與漢制，最終統一歷來被視為正統的南朝，中國歷史由此進入了隋唐大一統時代；歐洲蠻族政權拒絕羅馬化或羅馬化失敗，歐洲由此走向分裂。這一看法，有助于民族與國家歷史關系問題的理論認識。在學術界，常常把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看待，而把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敘述，潘文的理論啟示在于歐洲歷史是分治、族群化歷史，而中國多民族國家是統一共治、非族群化歷史。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大多對這一問題簡單的斥之以“五胡亂華”，而潘文則視之為“五胡入華”，看起來僅是一字之差，實際含義已是理論之別、相去甚遠。

　　第三，潘文關于當時歐洲蠻族政權與中國“胡族”政權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政策論述，對于民族史學、民族理論研究具有學術理論反思價值。過去乃至現在，我們在相關學科領域研究中的主要范式基本上是舶來品，特別是民族史研究中以族別歷史為中心，而不是從整體性出發觀察歷史中的多族群之間的聯系與共性。與歐洲歷史不一樣的是，中國各民族歷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文章提到的“胡族”政權的創制的“漢制”、“漢法”，而并非被動的同化于漢或“漢化”。這樣，對于中外學術論著中漢與非漢的前提預設不啻是有力的反思和質疑。

　　第四，作者在中西比較視野中對于自治與郡縣、華夏與內亞、華夷之辨等學術思考頗有見地，而關于“中華民族”研究回顧中流露出重建中國民族歷史學術研究話語的時代關懷。長期以來，思想理論界大多將西方文明之自治、分治傳統看作是現代西方出現的前提和動因，而將中國中央集權、地方郡縣制的大一統看作是專制暴力成為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障礙。潘文在歷陳西方自治與中國郡縣之歷史內容后，開始懷疑上述理論的可靠性。對于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出現的內亞區域研究之“征服王朝”論，作者的學術思辯簡短而有力，直指其文化主義立場及未能厘清“禮俗”與“政道”之區別的偏頗。所謂華夷之辨，作者認為是一體內部的隨王朝勢力消長而時起時落，辯于文化制度而非血統種族，其落腳點在于中華無外。最后，作者在簡單回顧顧頡剛與費孝通關于中國歷史與民族學術研究的歷程中的爭論與覺醒，指出近代學術按照西方學術話語撰寫中國民族歷史的諸種弊端，如大漢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呼吁“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

　　總之，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當下，潘文是新階段學術創新與自覺的充分體現，難能可貴。反思西方學術話語及其成果，建構中國民族歷史研究學術話語體系，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工作，是中國學人新階段的重要使命。它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學術思想理論事業，既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盲目忽視，既需要有力的組織領導也需要學者專心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