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半條被子”的故事來自經濟日報1984年11月14日的一版稿件《當年贈被情誼深 如今親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請本報記者尋找3位紅軍女戰士下落》。1984年10月份，帶著一大批紅軍老戰士的囑托，時為經濟日報記者、后任經濟日報常務副總編輯的羅開富開始了徒步重走長征路采訪報道的征程，在湖南省郴州市沙洲瑤族村遇到了徐解秀老人，寫下了這個感人的故事。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深情講述了“半條被子”的故事，并引用徐解秀阿婆的話強調：“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近期，人民論壇網“百年大黨的青春密碼”報道組專訪了羅開富同志，他深情講述了“半條被子”故事背后的往事。

　　羅開富同志（左）深情講述重走長征路采訪徐解秀老人的故事

　　一、早期共產黨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樣的人？又是什么成為我重走長征路的動因？

　　許多人問我，為什么當年要重走長征路？我思考很久，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三個小問題：一、為什么要選擇長征這個主題？二、為什么要選擇重走這種方式？三、為什么要選擇幾乎是復制還原的嚴苛的重走方式？

　　我出生在湖州南潯一個窮苦人家，是共產黨把我培養成為一名鐵道兵，后來又成為黨報記者。出于報恩的心理，我對黨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一直想搞清楚，早期共產黨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樣的人？他們靠什么打下天下，建立了迥別于幾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共和國？后來，我在長征這個黨史大事件中找到了答案。

　　始于1934年的紅軍長征有兩個特征：一、它發生于共產黨人最危難的時期，此階段，共產黨人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二、它是最能體現共產黨人先進性的時期，它讓全世界人領略到當時這批最優秀的中國人的堅定信仰和超人意志。關于這兩個特征，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有過精辟的闡述：“長征歷時之長、規模之大、行程之遠、環境之險惡、戰斗之慘烈，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戰爭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在漫漫征途中，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600余次戰役戰斗，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頑強意志征服了人類生存極限。紅軍將士上演了世界軍事史上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創造了氣吞山河的人間奇跡。”

　　長征的這種典型意義，使它成為我踏訪和研究黨史的入口和重點，也成為我重走長征路的動因。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這是南宋文人陸游寫的勸勉聯，也是我當年選擇以嚴格的重走方式踏訪長征的理由。走完長征路，我對陸游的這兩句話更是深信不疑。

　　二、選擇重走長征路，而且選擇嚴格的“六個必須”標準，根本動力在于對黨的崇敬

　　習近平總書記用“生存極限”概括了當年紅軍在長征途中遭遇的艱難困苦，今天的我，對這句概括體會至深。重走長征路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面對極度饑餓、寒冷、傷病、疲憊，血肉之軀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的極限？當年紅軍將士是怎么挺過來的？他們當時的生理和心理感受是什么？今天的民眾尤其是和平時代的年輕人對此能感悟到什么程度？

　　我想，盡管新中國成立后各種報刊雜志、電影電視一直在宣傳長征，盡管健在的老紅軍一直在回憶長征，但今天的人們，也只能依據自己的生活感受，來推想長征的艱難，難有切膚之感，甚至還可能有人質疑長征故事的真實性！

　　基于這種考慮，我選擇了親身體驗的踏訪方式，目的就是用汗水體會汗水，用寒冷體會寒冷，用饑餓體會饑餓，用病痛體會病痛，用意志感受意志，用激情感受激情，然后把我這個當代人的感受告訴當代人，用親身經歷來讓大家更真切地認識長征，感悟長征。

　　實地采訪長征，我非第一人。早在1982年，美國記者漢森就走過長征路，遺憾的是剛走了幾個縣，就因為腳破腿腫走不下去了。美國《紐約時報》前副總編索爾茲伯里攜夫人也重走過長征路，但有時坐汽車，有時坐滑竿，前后走了兩個多月，也沒真正走完全程。有些采訪過長征的外國記者感嘆：這條路的艱險是人類難以想象的，后人不大可能征服這條艱險之路。

　　這些消息，更激發了我的激情和好勝心。我不僅堅定了重走長征路的決心，而且在當時的《經濟日報》總編輯安崗的指示下，給自己定下了嚴苛的“六個必須”：一是全程每一米路都必須是徒步，絕不弄虛作假；二是必須按長征的同一時間行進；三是必須走原路；四是必須每天寫一篇文章；五是1935年10月19日中央主力紅軍到達比吳起鎮，我必須在50年后的同一天走到；六是在當年中央主力紅軍戰事休整的路段里，必須設法徒步采訪紅二、四方面軍的路線并寫出報道，等等。

　　選擇重走長征路，而且選擇嚴格的“六個必須”標準，根本動力在于對黨的崇敬。同時，跟我作為湖州人的乗性也有很大關系，那就是既志存高遠，又腳踏實地；既敢于冒險，又縝密行事。

　　從江西于都出發，中央紅軍的長征歷時1年零3天，即從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19日。我按照“六個必須”的要求，也行進了1年零3天。這1年零3天，是我一生中感情最厚重、最豐富的時期，它成全了我一個沒有虛度的人生。

　　三、“半條被子”的故事，使我深深感受到了早期共產黨人的人民情懷

　　重走長征路，我每天都被感動著，被紅軍將士的英勇不屈感動著，被軍民深深的魚水情感動著。其中“半條被子”的故事，使我深深感受到了早期共產黨人的人民情懷。

　　1984年11月6日中午，我行進至湖南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一進村，我就發現一位小腳阿婆不遠不近地跟著我，看著我，似乎有什么話要對我說。由于急著找飯吃和開座談會，直到下午年3點，我才抽出身來采訪了這位著急見我的老人家，了解到發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老人名叫徐解秀，84歲，1934年11月6日晚上，長征中的三位女紅軍和她一起睡在廂房里，四個人蓋著她的一塊爛棉絮和一條女紅軍的被子，熬過了一個寒冷的夜晚。第二天下午3點，紅軍要開拔了，三位女紅軍把被子剪下一半送給她。她不敢要，也不忍心，女紅軍對她說，紅軍和其他當兵的不一樣，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打敵人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感動萬分的徐解秀收下半條被子，跟丈夫送女紅軍走過田埂直到山腳。這時，天快黑了，她不放心，但自己是小腳走不快，就讓丈夫送女紅軍翻山。此后的許多年，徐解秀每年的這幾天都要在當年跟女紅軍分別的山腳下等候，期盼那三位女紅軍的歸來。我去采訪的前幾天，聽村里人說紅軍要來了，她欣喜若狂，后來才知道，是采訪長征的記者來了。

　　徐解秀阿婆帶我到了當年的廂房里。房子約有十五六平方米，只有一個小窗戶，屋子比較暗；木床上橫豎架著八根竹竿，是掛蚊帳用的。阿婆告訴我：“三位紅軍姑娘走后，廂房的擺設我就再沒動過。心里總在想，三位紅軍姑娘會回來看我的。沒想到一等就是五十年，再不回來，我就等不了啰。”說完后，老人家老淚縱橫。

　　當天晚上，我流著淚寫下了一篇報道，題目是《三個紅軍姑娘在哪里》。稿件在1984年11月14日的《經濟日報》發表后，在全國引起廣泛的關注，許多健在的老紅軍紛紛發表講話，回憶長征路上父老鄉親對紅軍的忘我支持，抒發對沿途群眾的感激和思念，并竭力尋找那三位紅軍姑娘。

　　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女戰士、原全國政協委員謝飛追憶往昔，激動不已。她在北京對本報記者說：“悠悠五十載，滄海變桑田。可對那些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候幫助過紅軍的父老鄉親們，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請羅開富同志捎句話，我們也想念大爺、大娘、大哥、大嫂們。”

　　老紅軍鄧穎超同志看完報道后，特意準備了一床被子，委托我送給徐解秀阿婆。讓我心酸的是，當我1991年專程帶著被子到沙洲村時，老人家幾天前已經離開了人世。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問，為什么拖了七年才去送被子呢？這是因為報道刊發后，許多老紅軍都在全力尋找那三位紅軍姑娘，他們原想等有了消息再托我去看望徐解秀阿婆，沒成想耗時七年，最終也沒找到。

　　這七年間，老紅軍們一直在關心這件事情，一直在關心徐解秀阿婆。這期間我給徐解秀阿婆的孫子朱和榮寫過三封信，其中兩封是受在京老紅軍的委托，一封是自己寫的。三封信，朱和榮都念給徐解秀阿婆聽了，也算是對老人生前的一個安慰吧。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情講述了這個故事，并引用了徐解秀阿婆的一句話強調：“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講述者：經濟日報原常務副總編輯羅開富；采訪整理：人民論壇記者陳陽波,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王曉鳴）